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君权神授的观念不再有市场。但是,旧世界被破坏掉了,新世界不会自然矗立起来。我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民主思想启蒙的时代,过早建立的、非常完善的专制体制(金观涛先生把它叫做超稳定结构)的愚民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先进民族以坚船利炮代开中国国门后带进来的民主共和思想,我们来不及消化理解吸收,民族自强的急功近利是我们自然的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工具,以为有了这种工具,就会取得政权稳固政权,殊不知这实际上又滑落到先贤孟子为代表的古代“民本思想”上去了,与现代民主相差甚远。蒋介石将民主作为延揽党外人才的手段,毛泽东将宪法看做争取民主胜利果实的固定化,这都不是对民主共和的正确理解。以古代的民本思想取代现代民主共和,就导致了特权集团重新形成,导致了宪政的废置和民权的失落。
(二)没有本土资源的支持,民主观念的产生和普及无从谈起。
两次鏖战期间,中国的国情毋庸说现代产业文明很弱,就是民众的识字率都低的可怜。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0年提供给国联教育调查团的材料,中国的入学人数,仅相当于学龄儿童内总人数的9.36%;民国期间,……有文化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0%(有文化人口是指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而文盲、半文盲人口却占80%(4)。普通民众维持生存已属不易[7],新的民主思想更加无以产生,封建的草根文化——宗法思想,在绝大多数农村根深蒂固,基本没有支持民主观念产生的本土资源。
(三)“自在”的民众成为“自为”的民众,是民主取得成功的致胜法宝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洪宪帝制出现以后,深切感到中国缺少民众对民主派的支持,认为民众不开化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他设计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路径,引导民众走向民主共和。这种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以党领政、以国民党一党独揽治权、包办实现民主共和的事业,结果就成了事与愿违的挂着民主旗号的真专制。为什么?为什么民主派在1946年又一次遭遇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民众的支持,当时的民众大多数仍然是“自在”的阶级,而不是意识到自己地位,进而有意识主动积极争取自己权利的“自为”阶级。
民众怎样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早就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发展商品经济,完善市场经济,当民众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衣食足而知礼节”,他们就会成为“自为”的阶级,要民主,要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问题上参与其中,要民主共和,成为大多数人的自发愿望的时候就到了,于是,那时候,民主共和就有了民众基础、有了本土资源的强大支持,民主共和的建立就指日可待了。
[1] 袁世凯集团当初是从北洋新军发展起来的。他们相对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来讲,说是地主阶级的“维新派”是当之无愧的。比如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袁世凯就同慈禧太后他们根本不同。 [2]孙中山从俄国革命中学到的主要经验,俄国"能成功即因其把党放在国上"。中国要实现民主,也必先由先进的国民党接管一切权力,保证"本党的主义"在全国人民中得到遵守和实行。 [3] 据杜鲁门回忆,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72页。转引自秦立海 著《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44页。) [4] [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17页。转引自秦立海 著《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5] 1945年10月临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政治纲领指出:“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对众议院负其责任。”《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66页。 [6] 黄先生认为“特权是指合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的权力。”但我认为其中对于统治者来说,其特权的关键在于官员的自上而下的任免。 [7]“以1947年中央大学学生伙食为例,经月来“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菜”,即以“面带菜色、骨瘦如柴”已难以形容之赢弱。”“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整个民国时期,入不敷出,几乎是我国普通家庭司空见惯的现象。”见张庆军 刘冰 “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学海》1996年第2期。 (1) [美]易劳逸 著《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1937-1949)》,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 译 凤凰出版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96页。 (2) 同(1),112页。 (3) 秦立海 著《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14页。 (4) 张庆军 刘冰 “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学海》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