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艰苦抵抗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华民国军队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美国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著名专家易劳逸先生的赞扬是中肯的。在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广大人民深深忧惧再一次陷入战火的劫难，全国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是如此强大，以致任何势力都不敢忽视。美国和苏联各自也以合适的方式动员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战。美国先是由赫尔利大使，调停国共冲突，后又由马歇尔大使积极在国共双方斡旋。在美苏双方的催促和保证下，中共终于决定由毛泽东响应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开展国共和谈。随后，国民党和中共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第一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了。于是，民主共和的力量同国民党专制的力量的一场鏖战开幕了。

　　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0天的讨价还价，31号上午，会议的五项议题全部完成。下午，国民党首先在其中常会上内部讨论并通过了政府改组、军事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逐项审议各分组委员会起草的议题报告，然后以起立表决方式，将其全部一致通过。最后，政协会议宣告胜利闭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设计了中国民主共和政治蓝图，就会议上所达成的宪草协议所规定的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来看，未来宪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其特点是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

　　政协宪草协议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内涵做了另外“一番设计：国民大会由‘有形’变‘无形’，成为了虚设机构;中央五院的地位、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也相应做了重大调整，形成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议会制和内阁制的中央政体;地方自治的重点也由县转移到了省，确立了省自治的核心地位。(3)”

　　但是，正向后来的事实所标明的那样，国民党政府并不打算真正落实政协协议，蒋介石的国家应当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放弃。同时，共产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武装力量，毫无条件的同国民党一起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一贯信奉武装力量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没有能力打内战(因为当时正求助于美国的支持将军队从大西南运往华南、和华北及东北[3])，共产党在没有得到东北的战争资源之前也没有能力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展全面内战(1945年8月到1946年内战爆发前，共产党军队仅限于以惯用的游击方式破坏重要交通线，阻止国军接收日军尚在占领的地盘)。于是，政协的召开和协议的达成，在国民党政府是权宜之计，在共产党政府来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美苏两国对两党的外交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斯大林曾向毛泽东打电报，要求积极参与和谈和民主协商[4]。宪草协议所规定的的内容，实质上真正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当时参加政协的中间力量以民主同盟为代表，宪草协议内容与其政治纲领基本一致[5]。

　　国家是和平还是战争，是采用宪法政体还是实行一党专政,取决于国共两党解决分歧的手段，即，是用和平的政治办法还是用军事办法，是清除对手，还是容忍对手。

　　无党派人士胡适1945年8月24日致电毛泽东，劝他“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抱着像胡适一样想法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他们以为此时正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两党制政府的机会：执政党之外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并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支隶属于国家、不干预政治的军队。

　　但国共两党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要来理解民主。共产党理解的民主是，国民党政府立即承认解放区政府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马上放弃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最后实现民选政府。它把民主作为逼蒋的武器。

　　国民党的理解是，国家统一不能允许共产党有自己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存在下去，否则就与过去的军阀时代没有区别;依靠武力取得政权的国民党不会容忍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的反叛力量存在，就像当时北伐时的地方割据势力一样。民主政治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本着“用人唯才”的精神延引中共和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来达到的。它把民主作为自己的又一种特权。借国民党组织体制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在被清除的当时如没有掌握住武装就会全面消失，这种血的教训，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因此让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在蒋介石还是那个1927年的蒋介石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那无异于“飞蛾扑火”。

　　于是，在1946年2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协的各项协议受到攻击，蒋介石也占到了反对政协协议的立场上来，共产党坚决捍卫政协协议，特别是宪草协议所规定的内容。鉴于两党无法在民主立场上达成共识，国民党决心用武力清除向其挑战的共产党。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场民主与专制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二场鏖战，以民主派的失败而告终。

　　黄卧云在《凤凰周刊》(2005年3月11日)上撰文指出，特权政治(各种形式的一党专政——即一个政治团体长期把持国家执政地位)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清除特权利益集团的过程。“特权利益堵死了通向宪政的途径。从政治上清除特权利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清除特权集团的成员，另一种是清除特权规则。”这种见解特别深刻。回顾民国两场专制与民主的鏖战，民主派的失败根源就在于特权[6]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以专制的方式把持国家执政地位。无论袁世凯还是蒋介石都不肯放弃自己任免中央和地方主要官吏的权利，军队国家化的理念在1946年遭到执政的国民党的坚决否定，至今在大陆也遭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坚决否定。

　　看起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杆子政权(执政地位)就不保，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在政治方面的核心遗产。但是，暴力只能清除特权集团的成员，以暴制暴只能是我方唱罢你登场式的，以一种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不能清除特权规则、不能够从暴力中产生宪政，“特权的废除发生在自由选举的时刻，而永久地废除特权是把暴力清除出政治领域。”这里的选举不能仅限于立法机构组成人员的产生，更重要的在于地方和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从选举中来。民主离开选举就是被挖去了精华，通过民主的途径产生的各种政治力量依照共同规则合作执掌国家政权，就是民主共和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的民主还需要人民的苦心经营和努力争取。

　　三、专制和民主在中国两场鏖战的宪政启示

　　我国近代史上的这两场鏖战，对今天我国的宪政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不可不予以重视。

　　(一)在民主共和的理念上的不正确理解，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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