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兵工学校是民国时期培养中高级兵工技术人才和军械人才的全国唯一军事工程技术高等学府,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即选拔严格,生源质量高;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重质不重量;课程体系完善,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育;多方选聘一流师资,实行开放式办学。兵工学校的办学特色启示今天的国防科技人才培养必须解决好规模与效益、基础理论与专业技能、封闭与开放的关系。
关键词:兵工学校 办学特色 启示
近代兵器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由于兵器工业相比其他工业部门更依赖科技进步的推动和专业人才的支撑,所以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对于近代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尤具重要意义。民国时期兵器工业初步形成体系,其人才需求的满足除注意吸纳和使用留学科技人才外,国民政府还设立有兵工学校,立足国内培养兵工技术人才。作为民国时期唯一的一所兵工高等学府,兵工学校先后培养高中级兵工专门人才800多人,成为近代兵器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兵工学校的办学颇具特色,对今天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现实启示。
一、兵工学校的历史沿革
兵工学校开办于1925年7月,由汉阳兵工厂总办刘文明呈请陆军部立案并转咨教育部备案,原名为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具有大学性质。设制机、制药两科,学制4年(预科1年,本科3年),经费由汉阳兵工厂筹拨。招收正科和选科两类学生。正科生年龄20岁以下,身体强健,具有旧制中学或甲等工业学校毕业文化程度,后招收高中毕业学生。毕业后由兵工厂委任职务或由兵工厂呈陆军部派充师旅军械官,成绩最优者呈请陆军部派往国外留学深造。选科生不限资格,选习科目超过学校规定科目半数以上并考试及格者,发给修业证书。学校设在汉阳兵工厂内,由汉阳兵工厂厂长兼任校长。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该校被国民革命军接管,改名为国民政府汉阳兵工专门学校,邓演存任校长。1928年行政院军政部接办该校,对学校进行整顿。1929年由汉阳兵工厂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立案并转咨教育部备案,定名为“军政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设于汉阳兵工厂内,以造就兵工专门学术人才为宗旨,设制机、制药两科。学期年限预科1年、本科3年。[1]981每年招生50名,要求身体强健,年龄不超过24岁,在高中修业2年以上或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满考试及格后,分派各兵工厂实地练习1年,练习期满由兵工厂委任职务或由军政部派充其他各兵工厂及各师旅任用,成绩优异者派遣留学深造。[1]982
1932年9月该校迁至南京中华门外新址,改名为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许徵、李待琛、梁强先后任校长。1934年10月修正公布的《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暂行章程》规定:兵工专门学校隶属于军政部,校务进行事宜受兵工署署长指导,学校设造兵、制药两科(1937年改为造兵系、应用化学系)。截止抗战前,该校毕业学生188名(不含军械人员训练班受训人数),充实了各兵工厂的技术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校于1937年11月迁至湖南株洲。1938年1月迁至重庆,先在市区五福街至圣宫复课,后于1939年5月迁至市郊沙坪坝小杨公桥以避日机空袭。同年12月改名为军政部兵工学校。梁强、方光圻先后任校长。为加强管理,将造兵系、应用化学系划归大学部,将各种训练班划归专科部。在1940年2月颁布的《修正军政部兵工学校条例》中规定:“本校掌管兵工技术人才之教育,并兵工学术之调查研究及图书编译等事宜。”[1]993-994学校教育分大学部(设兵工学系、应用化学系)、专修科(军械或兵工技术科、工厂管理科)、训练班(军械人员训练班、初级军械技术班、特别训练班、兵工技术人员补习班)三个层次,经该校培养训练的人数增多。[2]248
抗日战争胜利后,兵工学校隶属联合勤务总司令部。1947年5月由重庆迁回南京汤山,同年9月又迁上海吴淞。1948年1月,兵工学校接收装甲兵学校战车技术研究班和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化学兵干部培训班,进行改组扩编。教学机构设兵工工程学院和训练部。兵工工程学院由造兵系、应用化学系和战车工程系(战车技术培训班改编)组成;训练部由兵工勤务组、化学兵组(化学兵干部训练班改编)组成。此外还设有气象队、防毒队、战车工程学习队等各种临时训练班,规模比抗战期间大得多。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兵工学校从上海迁往台湾花莲港。
二、兵工学校的办学特色及历史影响
兵工学校作为民国时期培养中高级兵工技术人才和军械人才的全国唯一军事工程技术高等学府,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
首先,选拔严格,生源质量高。兵工学校开办后,从1925年至1948年共招生12期。1925年在武汉、北京、上海招收第一期新生时,由于当时“五卅运动”风云激荡,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爱国青年对兵工学校非常向往,加上该校公费待遇,一切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就业有保障,毕业后一定能在各兵工厂或兵工署的范围内分配到合适的工作,又有选优出国的机会,所以对广大平民学生极富吸引力,因而投考踊跃。旧中国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因此投考者中也不乏大学肄业生。第一期报考2000余人,录取40名,录取率高达1:50;第二、三期的录取率都高达1:30,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12期。[3]185据自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担任兵工学校校长的杜文若回忆,“兵工学校每次的招生人数很少,一般为三四十人,而报考的人数则很多,一般说来,总是一与数十之比。所以在旧中国能考上兵工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当我在兵工学校任职的时候,记得有一位兵工界的同事告诉我,有一次兵工学校补招7名插班生,而报考者竟达2000人之多。”[3]422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兵工学校的青睐程度。众多的投考者便于兵工学校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从优秀生源中精选英才,也为日后培养兵工界精英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其次,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重质不重量。兵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不大,1925-1948年共招收本科学生12期,入校610人,毕业453人。专科部从1934年开办以来,共招收6期,入校336人,毕业223人。该校在校学生人数通常不超过一二百人。装甲兵学校战车技术研究班并入后,从1940年以来毕业学员191人,经核定为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学员。[3]186兵工学校先后培养的高中级兵工技术人才总计800多人。据说,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兵工署对兵工学校的要求,历来是重质不重量的。[3]422尽管兵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不大,但其教学设施却配备齐全,抗战胜利后经过改组扩编的兵工学校有较完善的理化馆、兵器馆、战车馆、图书馆、实习工厂、印刷所等设施外,还有校外各兵工厂、汽车修配厂、弹道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兵器研究所等单位,提供实习、实验场地,能够满足精英教育的需要。
第三,课程体系完善,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育。尽管兵工学校是一所军事工程技术类院校,但在课程设置上并不只重军工专业技术,而是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兵工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一年主要是基础课程。由于20世纪20-30年代国民政府与德国形成全面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此兵工学校将德语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年学习应用力学、枪炮构造原理等兵器工业基础理论课程;第三年学习弹道学、火药学等较为深入的专业知识;第四年除安排实习外,还要学习工厂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设置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在一、二年级注重使学员打下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三、四年级则注重提高学员的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尤为可贵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兵工专家李待琛任兵工学校校长时期,为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将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兵工学校,增加了《军事与技术》、《兵器计算》等基础课程。《军事与技术》是为了开阔学员的视野和思路,明确在新兵器设计之前,需要了解现实的军事战略意图,论证战术与技术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兵器计算》是为了彻底摆脱中国手工业生产兵器的落后方式,借助科学计算和理论推导,加强兵器设计的精密化、定量化和科学化,这是培养高素质兵器工程技术人员的必经途径。[4]这一课程改革措施进一步夯实了兵工学校学员的理论功底,完善了学员的知识结构,使其技术运用具有理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