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项羽“避仇于吴中，----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项羽在古时的苏州起事本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然而由于近三十年来社会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历史的研究或断章取义，不做全面分析和把握，或夹杂发展地方经济需要，以名人效应为目的，因而竟然泥沙俱下，改头换面。有学者籍以唐朝湖州刺史颜真卿的一句说辞：“吴，盖今之湖州也”就认为吴中即为湖州，并以此推定衍生出许多人为的历史。笔者试从这一说法的背景、原意，证据链等方面予以分析，批评性地指出颜真卿的一句祭鬼神说辞不足为凭。所谓项羽在湖州的生活遗迹根本就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而已。一些政府官员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为一己之利，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分析解剖历史必须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能想当然，更不能夹杂发展地方经济的情结而使历史面貌失真。)

　　近些年来，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重被改写，这就是项羽起兵究竟是苏州抑或是湖州。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而根据地方城镇历史的沿革，人们都认为吴中应是秦时的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然而十多年前，有学者籍以唐朝湖州刺史颜真卿的一句说辞：“吴，盖今之湖州也”就认为吴中即为湖州。于是，有人借题发挥把湖州推定为项羽辟仇起兵的地方。在湖州还投入了数千万元兴建了项王公园、仿古奉胜门、项王长廊等，曾经不可一世有勇无谋的西楚霸王成了人们崇尚追逐的符号和偶像，也成为湖州吸引外人驻足游览的一大景观。面对沉默无语的历史现实，本人不禁纳闷：项羽果真是起兵湖州的吗?项羽为何在湖州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试以相关学者解析探讨。

　　一、所谓项羽起兵湖州一说的由来

　　现今将项羽辟仇吴中定义为湖州的是颜真卿的一段碑文，这一说法出于他所写的《项王碑阴述》，此书收在《颜鲁公集》卷十六：

　　西楚霸王，当秦之末，与叔梁避雠(阙一字)吴，盖今之湖州也。虽灭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犹思乐兹邦，至今庙食不绝。其神灵事迹，具竟陵子陆羽所载《图经》。大历七年，真卿蒙刺是州。十二载，奸臣伏法，恩命追真卿上都(缺两字)，克期道路，竟陵是稔。予以故碑颠趾，尝因(缺三字)，已而复(缺一字)。真卿乃命再加崇树(缺五字)纪之。时则仲夏方生明之日。

　　颜真卿，祖籍山东临沂，他与王羲之、柳公权、赵孟頫并称中国四大书法家,二十六岁中进士,一生仕途坎坷多变,曾任侍御史,因讨伐安禄山叛乱有功,被召封为宪部尚书,后遭排斥,又任江西吉州、抚州刺史。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颜真卿64岁被任湖州刺史，在湖州期间与一批文人墨客如陆羽，张志和，浩然等相交甚欢，或饮茶赋诗，或游山赏景，你唱我和，留下许多珍贵文集。

　　湖州当地建有项王庙。据史料载：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狄仁杰由于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而“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朝官举荐，晋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到任后，为释民负，整顿世风，针对当时吴、楚多淫祠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多达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4祠，项羽庙亦在扫除之列。

　　针对湖州百姓执迷不误并颇多怨言的状况，狄仁杰亲自写了檄文，正告项羽等“鸿名不可认谬假，神器不可认力争”，项羽一草莽英雄，狂妄自大，原本就不是王侯将相的料，其未能成就事业成一世英名既是天意也是人为，故不得在此作鬼恫吓百姓，“即日起当随烟逝去，勿为人患。”

　　而到颜真卿当刺史时，迷信淫祠等又沉渣泛起，颜真卿的好友皓然和尚和陆羽等十分轻信项羽神事，于是颜真卿应邀为项王祠重新树碑撰文，故其中有“吴，盖今之湖州也”之说。

　　对于司马迁所记吴中一地，其实历史应有定论，秦时设会稽郡，下辖吴县、乌程县等，而吴县是郡治所在地，苏州在历史上称吴县、吴中等。项羽辟仇吴中当指吴县范围。但是由于颜真卿安抚民意、祭鬼神的一篇檄文，却使吴地后人顿起新意，推定吴中就是湖州，更有学者恣意推论江东父老即为湖州地方百姓，那八千弟子是秦时的乌程县人，还给了个番号称乌程兵，历史恍如说书一样，越编越玄，越编越神，吴中就是湖州竟然成了当今社会的一股主流学说。

　　二、对项羽起兵湖州一说的几点质疑

　　项羽起兵究竟是湖州还是苏州，关键在于推定的依据是否真实，逻辑是否合理，史料是否翔实。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就历史事件的某点，某句话议事，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辨证地予以分析。

　　首先，从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司马迁的《史记项羽列传》是讫今为止对楚汉相争事件描述最完整、最令人信服的记实史志。项羽、项梁应会稽郡守殷通之召，进入太守府共谋反秦之事，却不料被项羽先兵夺人当场杀死。“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太守府在吴县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太守府杀死太守，缘何湖州成了项羽起兵的所在地呢?

　　史记记载项梁好招贤纳士、广交朋友，这应该与项梁的宗亲有一定关系。项羽，江苏宿迁人，与江苏苏州地理位置近，同属吴语系，攀亲走动自然方便。“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因为项梁在吴县早有预谋，又有广泛的社交基础，这就是后来在太守府杀死殷通、一举夺得政权提供了军事、人力、谋事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一切只有在吴县才成为可能。

　　湖州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同属吴国，但毕竟有些边缘化，湖州距苏州近二百公里，如果在湖纳贤结士，虽有当地的社会基础，但奔赴一百多公里去苏州举事，一则动静太大，易暴露意图行踪，二难以对抗郡府的军队、兵力，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即使有学者认为项羽是辟仇湖州，起兵苏州这恐怕也是难圆其说。

　　其二，从史学的治学态度分析，司马迁是我国史学史上公认最严谨的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究之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其议事中规中矩，不偏不倚，一切以史实为依据，不以个人喜好撰史。我们有理由相信，《项羽列传》无妄断臆想之辞。颜真卿则不然，他是位官员而且又是一位想象力丰富、侠义壮胆的书法家、文学家。其在湖五年，常与文人名士聚会，《项王碑阴述》碑文就是从顺应朋友的意向、为安抚百姓以尽自己地方父母官之职的一个举动，其引经据典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无从谈起。“吴，盖今之湖州也”只是颜真卿在湖州生活几年，受到当地百姓传闻及好友影响的一种主观臆断，与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从历史传承的时间跨度上分析，司马迁所作《史记》在西汉末年(公元前90年)，距楚汉争霸仅仅一百多年。司马迁作为太守令，对如此事件，他不是先入为主或是道听途说，其还曾到苏州等地进行实地考证、察看，才落笔写下项羽起兵谋反的经历过程，文中没有牵强附会之词。从时间跨度看，事实清楚，条理清晰。而颜真卿所处的唐中叶已距楚汉之争近千年。尤其是经历了东汉末年、三国、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间政权林立，时局多变，一方面人心惶恐。迷信邪说盛行，另一方面这些时期撰史修书盛行。于是几百年间各种传闻轶事也被作为民风史料记录其间。如《吴兴志》就有项王庙、弁山神之说，有人称“其为书草率，未得为尽善。”可见从时间跨度上看，史记的记载更严谨可信。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