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期祥瑞改元上看，此祥瑞非上天之功，实帝后之力。信祥瑞必信灾异，日食为灾异之大端，此处为何规避日食改元?在高宗改元之正史实不足尽信的前提下，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即高宗规避日食改元有隐情。这在二期大事改元、三期灾异改元、四期追赠改元上益发显著。其次，如将追赠先皇视为改元原因，则年号上元与天帝、天后难以与追赠相呼应，也难以解释其为何相合于《上元乐章》中的《上元》、《二仪》两篇章。问题二，这一相合十分微妙且有悬疑。其三，《新唐书·天文志》对咸亨四次日食有占，分别是京都分，在后妃之府，在后宫，占大臣忧。如果说从总章二年到咸亨三年(669—672)四次日食为天象连年示警，人臣步步紧逼，最终咎在武后一人的话，那么, 咸亨五年日食占大臣忧则是指帝王一人而外，上自皇后，下至王公大臣，其中必有死者，这已明显是日食改元的最后摊牌。《上元乐章》创制于连续四年日食之后的咸亨四年，此为重要时点，如乐章因应日食改元创制，则日食改元、乐章、改元上元必为关联，乐章也将成为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关键。

　　《上元乐章》计十二篇，已佚，仅存篇目。后人评之为“颂高宗文德，有道家色彩”，实谬。现将篇名简释于后：上元，上古历法;二仪，日月;三才，天地人;四时，四季;五行，源于河图，上古十月太阳历历法;六律，又称六律吕，《灵枢·经别》“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上古历法之一;七政，北斗七星，以建时节，终而复始，循环不已意;八风，一年渐次轮变的风向;九宫，洛书，实上古历法;十洲，道家的十处仙境;得一，顺天得一意;庆云，贺阴去阳生，周而复始意。由上知乐章内容是上古天文历法，所颂乃上古先王之德。乐章主基调为阴阳相生，次第相衔，周而复始，循环无端。陈久金先生在《中国天文大发现》中考证五行本源及九宫洛书是上古历法，绝非相生相克哲学概念，并慨叹“要想使文化界的学者认同决非易事”。《上元乐章》所使用的正是本源义，乐章主题亦是阴阳相生，绝无相克，意在日月相交而无阴阳相克一说。因此，乐章决非凭空谈玄，无的放矢，而是运筹良久，专此创制，此外别无联系。至此，改元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上制乐章，诏有司诸大祠，享即奏之”，这既是对连续四年日食的反响，也是应对今后日食改元的预案，更是向国人委婉而明确地表明自己的主张：阴阳相生，何来相克?天道如此，人间奈何。用意直指东汉以来附会于儒家的谶纬及其所隐含的政治斗争。非帝王不信谶纬，是谶纬不可影响帝位; 非高宗规避日食改元，是帝后规避其后的政治斗争与局面。日食改元对任何帝王都适用，但对二圣局面下的武后临朝却不啻是致命打击，对高宗人格而言更是自取其辱。一篇《上元乐章》，终将多年君臣之争消弭于无形。在阴阳相生不相克的主题下，日食改元仍其旧制，但改元名义须由帝后决定，这是兼顾双方主张的一贯政策，颇似今日双轨制。日食是改元上元的直接原因，乐章是改元上元的理论依据，年号上元与天帝、天后对应上元、二仪两篇，即是明证。因此，兼顾双方主张的日食改元须以帝后决定的名义进行，这才是改元上元的历史迷局与真相。由此推出，题跋是极其珍贵的轶失史料。同时，由乐章主题顺理推之，羲之並在当时取并立、会和意也并无不妥。

　　换个角度说，谁会将史无明载而又扑朔迷离、难觅其踪的日食改元用于伪作?此器收藏于1981年，《中国陶瓷史》出版于1982年9月，此器矿物成分、团聚体、最大石英砂颗粒均超过该书宋紫砂标本数据，其模制法成型工艺与胎、釉老化系数为当时诸书所未见，谁又会将合乎情理的题跋伪作在初唐器上?再者，唐时题跋不落名款已成定式，从行文格式、句式、重文、古今字及行草风格(如“时”)上看，均是唐时特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能继续依据《中国陶瓷史》，坦然否定唐有紫砂吗?

　　四、思考与结论

　　当以上各方面证明了自身的真实，模制工艺的意义始得凸显出来，“宋创始紫砂说”的位置，乃至“隋唐紫砂成熟说”，也就渐次明朗了。

　　此器最显著特点是是模制法分段镶接成型工艺。虽然该工艺早于圈泥法成型工艺，但因工艺、器型等具有传承性，以一种或几种工艺特征去断代显然是不适当的，只有一器所有的特征都指向一个年代才是确定的。换言之，如以明吴经墓出土提梁壶的分段镶接工艺为断代依据进行比对，不但此器模制工艺尤其是文字现象很难解释，其质地、老化系数尤其是矿物成分更是无从谈及。而当断代年限逐步上移至初唐时，所有特征都得到合理说明。如此一来，此器模制法分段镶接工艺与明吴经墓出土提梁壶的圈泥法分段镶接工艺、时大彬壶的圈泥法主体直接成型工艺就形成一个显明的梯级序列，展现出不同材料特性与各自工艺相适应的内生式渐进性过程，揭示了紫砂同样具有陶瓷工艺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对此，我们又必须重新审视“宋创始紫砂说”。

　　“宋创始紫砂说”源自《宜兴羊角山古窑址调查演示文稿》。从相关资料上看，羊角山发掘的器型大宗为壶罐类，它恰好证实了紫砂已有专项用途。如果只有人们普遍熟悉、掌握了某种材料特性，才会出现该材料专项用途的种类，那么，羊角山古窑之前就必然还存在着一个紫砂起源与发展的年代缺环。肯定这一点，“宋创始紫砂说”无法成立;反之，则缺失紫砂起源与发展年代缺环的推论只能导出“紫砂工艺外来说”或“另有来源说”。在不同材料特性与其工艺相匹配的内生式渐进性过程清晰可辨的情况下，“另源说”无法成立，“宋创始紫砂说”亦无法成立。其实，羊角山发掘从未支持过“宋创始紫砂说”，因为支撑该说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创烧于宋代，第二点是紫砂烧造史上第一窑或同期窑。能支持第二点的条件是原始工艺、风格相交融及基本器类居多的古窑遗存，而羊角山古窑的捏塑风格与大宗壶罐类却表明上述条件的古窑遗存当在该窑之前。研判失当的解读使“宋创始紫砂说”成了一个谨慎的推测或保守的假说，然在当时这毕竟还是一大进步。人们欣然于一个富有活力的新说或新标准的同时，是很难注意其负面价值，即超乎此标准者皆在封杀之列。这不是目前的窘况吗?而此器为真，则证明“紫砂成熟期”至少出现在隋唐时期。这是因为此器表明紫砂制作已从各类日常生活必需品转向了精神文化用品领域，其模制分段镶接工艺表明了特定产品已进入标准化的批量生产状态，其工艺、材料特性的匹配在反映当时各类紫砂制作匹配性的同时，揭示的正是紫砂应用的广泛性与各类工艺的成熟性。

　　孙爱芹、赵赟先生在《徐州卫出土最早的紫砂穿心銚》一文中排列了目前已知出土于明确纪年墓的七件明代紫砂壶(注4)，其中五件时大彬或大彬款，两件无款均早于时大彬，且均出自官僚知识阶层的墓葬。这前提引出三点推论：一、紫砂壶随葬对应的是以时大彬为中轴的制壶工艺成熟期，此成熟工艺来源于洪武二十四年朝廷下令以芽茶取代饼茶，制茶工艺由蒸青转变为晒青、炒青，紫砂泥性特点即可塑性强度的提高(注5)，成型工艺由模制法分段镶接工艺经圈泥法分段镶接工艺向圈泥法主体直接成型(制壶)工艺的逐步过渡。工艺成熟标志是不同工艺、材料特性相匹配，在器物种类的广谱性与器物功能上符合时代的要求。如以时大彬制壶工艺去生产龙缸或本文所述三足炉只会徒加成本，以时大彬壶应用到粥茶、煎茶、点茶中也不会有任何优越性。结论：工艺是特定的、时代的，制壶工艺仅是紫砂成熟工艺之一，它无法取代或否定此前紫砂工艺早已成熟。 二、根据前提与推论一，紫砂壶随葬是泡饮茶时尚的直接反映，明代之前墓葬中将绝少出现紫砂器尤其是紫砂壶，寻找年代缺环的重心或范围应调整到遗址出土文物及公私藏品中。三、根据推论二，鉴定方法应相应作出调整。标型学依赖于考古地层学，对明确地层划分与纪年墓中的器物而言，其局限是在上限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有时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纪年墓出土器并不全同于纪年器。在出土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标准纪年器与鉴定学的介入才会有助于上述局限的解决。否则，紫砂断代或紫砂史复原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这正是目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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