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人”撰志略 “不忘”清献德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武夷山市城村村，珍藏着一部清版《古粤赵氏宗谱》。该宗谱收编了多篇其它史籍未曾付梓的人物传记，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宋贤传略》(以下简称《传略》)章的开篇第一传为《清献传》，介绍的即北宋著名崇安县令、后来与包拯齐名的“铁面御使”、“赵青天”——赵抃。现将《清献传》断句并抄录如下：

　　赵抃公，字阅道，谥清献，浙江衢州西安人也。起家进士，当日侍御殿陛。铁面称奇，执争青苗之议，抚绥蜀地之恩。凡其盛德大业之在国家者，考古史氏所书既详凡备，不必重为贅矣。

　　迹其初，筮崇安志之崇于淳化始升县，维时荒度未遍，安养未周，虽附郭平旷之土，民有目为旱区而弃之者，盖以土高水下，滋灌不逮也。公至，相地度宜，鉴阜而渠，引治西之流贯中城而南十里;俾坟坏，为沃区者万馀亩。当公凿渠之初，撤徙民居。民有怨之者，公谕以诗云：“撤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盖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公权之，益已熟矣。迄今，民戴公泽，久而勿替，乃名其河为“清献河”，志不忘也。

　　公为政敬简温肃，兴利去弊，一一关心。生平琴鹤相随，僮仆负书而外无余物。曾于署内设“夜告阁”一座，每携琴焚香，仰祝皇天曰：“不可为者，不敢告也”。今虽堂庑倾颓而基址犹在，又尝手植梅于堂北，计七百余岁于兹矣。其干虽剥落，丫杈若惊虬然。而其繁萼清香，不减畴昔，盖公之精神与造化流通而深仁厚泽亦征诸物也。如此，后人既立碑以颂之，复构亭以纪之，思其德，爱其物，视甘棠之咏。无殊焉，崇民聿怀公德。乾道年间始奉公祀;延至隆庆余侯，乾真重辟祠宇。

　　邑人邱公云霄撰记，并掇大略以颂至德。

　　“古粤”即今武夷山市城村的旧称，座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古汉城”遗址畔。该村曾是崇安古县水路要津与商旅重镇，有“水井百口，民二千户”。赵氏是该村四大姓之一，其宗祠建筑至今完好。赵抃作为本县历史上政声最高的“父母官”，该村赵氏百姓深为自豪，倍加崇敬，因此本村赵氏宗祠曾供奉有他的神位。赵抃不仅深受城村族人崇敬，更深得崇安历代官员与百姓景仰。在崇安县城内，有记载以赵抃谥号命名的文物，除了《传略》中提到的“清献河、清献梅、清献亭、清献碑、清献祠”外，还有清献坝、清献桥等。虽然当前仅残存下“清献坝”和“清献河”，但今天的人民政府也通过在市区命名清献村、清献社区、清献小学等，同样地表达了对这位先贤的敬意与“志不忘也”。

　　武夷“都江堰” 流毓“金崇安”

　　《清献传》对赵抃“盛德大业之在国家者”等名垂青史的业绩，因“古史氏所书既详凡备”而不展开介绍，重点只叙写他出仕之初在本县任上所实施的“清献河”工程。“清献河”肇建于北宋，是武夷山著名的古代系统性水利工程。如同四川的都江堰工程灌溉了广阔的成都平原，清献河水利工程的建成也永久地解决了武夷山万亩粮田的旱涝保收问题，因此它也被称为武夷山的“都江堰”。笔者多年前为撰写一件保护“清献河”的政协提案，同友人曾从西门外的石雄“陈湾陂”(清献坝)，沿清献河主渠遗迹步行近十公里达旧属赤石的“新阳畈”(现在大部分为机场用地)实地调查，调查中深为这一系统水利工程的伟大所折服。它“相地度宜，鉴阜而渠”的科学智慧，令今天的水利专家也表示惊奇叹服;它“引治西之流贯中城而南十里”的工程艰浩，不设身处地踏勘真不可思议;它的“为沃区者万馀亩”在那个农耕时代及至在今天，是怎样的一笔财富?这项富民功德，为“维时荒度未遍安养未周”的小县日后崛起成“金崇安”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清献河不愧为大智慧大手笔设计的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之“益”，不仅仅在增加和灌溉了良田“万馀亩”，还珠串了许多重要的“民生功能”。它“流贯中城”，给崇安古城增添了“丽江古城”般的水乡风景：家家门前清流喧,户户垂柳拂屋檐;妇聚捣衣童相逐，翁妪闲坐话丰年。如今，残存于市区北段的清献河，还依稀可见这一情景;河内仍荡漾着900多年前的柔波。水底的青荇，仍油油的招摇，缠留住岸上许多的回眸。但在当年，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的民生价值。它有机地化解了城市抗旱排涝问题、解决了居民饮水浣洗问题、克服了城市消防疏散难题。清献河水还驱动了城区的多座水碓、磨坊，解决了人畜粮食饲料加工问题。清献河这一便民水利工程的建成，用今天的流行语表述即“很好地实践了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改善了市民人居环境”。

　　清献河在发挥“民生功能”的同时，还兼具独特的“环保功能”，是“循环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典范。崇安旧城不大，水流约一二个时辰便穿城而过。传说清献河建成后，作为县令的赵抃对清献河制订了许多规约，其中的“分时用水公约”便十分“环卫”：清晨挑水，上午洗菜，中午洗碗，下午洗衣，傍晚洗澡，夜晚刷马桶(这一约定后来成为习俗，直至文革后才被废除)。因此，当清献河流出城廓时，今人所谓的“生活污水”，便成了“肥水”。“肥水不外流”，从南门畈一路灌溉到新阳畈，几乎没有一滴直接排入崇阳溪。南门畈田由此肥得膏黑油亮，不施片肥也亩产千斤。崇安百姓因此称所灌田畈为“羊肉碗”。由于“肥水”都灌溉了农田，即便有“溢出”，也被农作物根系所过滤、净化，使崇阳溪至上世纪70年代尚不知“污染”为何物。如果当年有环境保护“创业竞赛”，清献河当之无愧“生态文明工程”称号。

　　清献河水利工程经后人拓展，还兼具有“战备”与“航运”功能。崇安有幸，赵抃之后的南宋直至清代的官员，继承了他的遗志，不断完善与扩建了清献河水利。为解决“清献河”水利对新阳畈供水欠足问题，在城东兴建了200多米的“临安坝”，以拦水补充“清献河”下游水量。从此“临安坝”成了清献河水利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安坝”的截流成湖，还派生出了新的功能，即除了提升清献河水利的灌溉能力外，又“扩展”了两项功莫大焉的非农“水利”：一是让县治有了防御“城池”，二是让城区有了水运“良港”。特别是后者，使崇安明清时期成为福建连接江西“水陆转换”的交通枢纽，南茶北丝在这里转运，是“中国茶叶之路”最重要的集运起点。后来享誉东南的“闽商”与“金崇安”由此滥觞。因此，赵抃兴建清献河水利的贡献，还可用现代语言表述作“极大地促进了崇安‘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 但这一贡献，也许赵抃当初自己也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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