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重视气节教育。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重要指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共行经，表明国民党已在着手准备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要对留守在办事处的人员进行气节教育。为此，周恩来、董必武一方面做好干部的疏散、隐蔽、撤退等工作，另一方面则按中央部署对留守干部进行了气节的教育，让留守干部做好隐蔽工作。“决不应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消极隐蔽，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只要把大胆和心细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7]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国民党相继掀起三次反共高潮，重庆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此时，党内有些同志出现了悲观、急噪情绪，信念开始动摇。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及时对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坚决的斗争。结合整风运动，在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召开干部会议，讲述中共党史，提振大家的信心和士气。

　　通过信念教育，南方局干部普遍增强了面对敌人诱惑的毅力，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干部要才德兼备 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拔干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始终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干部能否起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一看政治品质，二看工作能力。

　　要让干部才德兼备，必须注意两个环节，一是选拔标准，二是培养方面。只有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德兼备才不会是一句口号。周恩来认为选拔任用干部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他指出：“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和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条件。”[8]为了让南方局干部才德兼备，在教育干部上尤其重视加强各种知识的学习，如英语、经济知识、军事等。周恩来说：“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的展开。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关键要有“学习精神”，所以周恩来、董必武、伍云甫等领导在学习方面是率先垂范，“加紧学习，抓住中心”。伍云甫在其日记中多次谈到补习英语，学习经济知识等。二是用得其当。一个才德兼备的干部，如果组织没有给他创造条件，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样是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也不一定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因此，周恩来提出干部的任用要适当，即要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条件下任用干部。这是对干部选拔任用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干部教育的方向

　　陈云说：“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干部教育的过程”。“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深刻的领会。”[9]的确，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对干部的教育就是既要注意理论学习，又不能忽视其实践锻炼，把干部推到革命洪流中去，在实际斗争中让干部学会处理复杂局面，总结斗争中的经验教训。

　　干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实现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南方局从成立起就承担着“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 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10]。南方局的中心工作决定了我们干部是分散在各条战线的。所以，南方局特别注意不同战线对干部的要求，依据干部所从事的工作有针对性进行管理教育。突出干部教育的服务性。

　　1、服务于军队的军事斗争

　　革命战争时期，军队干部是干部教育的重点。周恩来认为军队建设应该以强大为原则，体现在一要精、二要发展。由于军队的扩充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强调军队的精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周恩来指出：“我们要使一个人有十个人的用处，一个干部当一百个干部用”;“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展。”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政治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地培养和教育。”[11]突出了干部教育服务于军事斗争。

　　2、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曾经指出：“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12]复杂的原因在于革命发展过程中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发生变动。既然复杂，那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敢于面对复杂局面，能够根据局势的变化抓住党工作的重心，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干部有较高的能力和素质。实际上，在抗战初期，我们党就曾经犯过“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的错误，以致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13]究其原因，则在于党的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说明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还需要提高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能力。因此，吸取该教训，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制定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14]明确了干部教育要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服务于南方局的工作方针

　　南方局成立后，党中央要求南方局要做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此，周恩来要求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在“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中有效体现南方局的工作方针。

　　总之，南方局在八年的斗争实践中，始终清醒认识干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的决策作用和执行作用。始终重视干部在群众中的表率作用。为了更好地让干部适应国统区的斗争需要，南方局对不同战线干部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能力培养。南方局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南方局党的建设，推动了南方局的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的发展，同时对建国后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周恩来选集》上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周恩来选集》(上)，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周恩来选集》(上)，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周恩来选集》(上)，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 《周恩来选集》(上)，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 《伍云甫日记》，《南方局党史资料》，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8年。 [7] 《董必武传》，第3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 [8] 《周恩来选集》(上)，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 《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 [10]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73页，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11] 《周恩来选集》上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恩来选集》上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 《周恩来选集》上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 《周恩来选集》上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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