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明理学：“格物致知”

　　胡适虽然在美国接受了七年系统的大学教育，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成果，但他“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儒者去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仍是一位西式的中国士大夫”，[11]6他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其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息息相关，他不可能隔断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联系。

　　胡适自幼受儒家教育，宗主孔孟，诵法程朱，长期濡染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至于其接受的长达九年的家乡教育或传统教育，胡适在其自叙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宋明理学对他的熏染，宋明理学也是其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说到胡适幼年的传统教育，不得不提及胡适的父亲——胡传。胡适记忆中的父亲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12]10宋明理学到清末时已经衰落，但是理学的遗风在某些地方仍然盛行。比如，胡适说父亲留给他“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此外“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13]34由此观之，胡适幼年的文化环境都渗透着浓浓的理学遗风。更重要的是，胡适早年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宋明理学的教育，读完了朱熹校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等，尽管幼年胡适对书中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段学习经历为其奠定了理学基础。理学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改变了他的宗教观。他回忆说，幼年时，某天读到朱子《小学》里记载司马光的一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然挫烧舂磨，亦无所施”，这句话反映了司马光的反宗教、反迷信思想。当时胡适正被《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佛教善本中描述的地狱惨状所扰，读到这几句话胡适“高兴得直跳起来”。后来，他进一步读到范缜《神灭论》中反佛教的几句话“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末而力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两者的观点彻底打消了胡适地狱和轮回的顾虑，大大影响了他的宗教信仰，于是，从十一二岁起，他便已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了。关于这段经历，胡适在其自传中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示对范缜司马光的崇拜“因为他们叫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叫我不怕。”[14]39“不怕”什么?笔者认为，从此之后，胡适不怕挑战权威，不怕勇敢怀疑，不怕大胆尝试!宋明理学思想培养了胡适的理性精神，宋明理学家疑经改经的治学传统和反宗教观在幼年胡适的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

　　虽然胡适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是欣赏理学的。首先，他认为理学是反宗教的;其次，赞同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的理念，并将之视为“近世科学的态度”。根据朱熹的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然而，朱熹所谓“格物致知”背后所依托的哲学体系决定了“格物致知”的深刻内涵并非字面意思那么简单。然而，胡适对此并不关心，如同对待实验主义哲学的态度，他把程朱理学庞杂的哲学内容浓缩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并称赞朱熹是“科学家”，称清代汉学家继承了朱子治学的精神，将考据学的源头追溯到宋明理学。更有趣的是，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深受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之风的影响，在他的自叙中提到一本英文书The Science Reader，此书被当时的学者译为《格致读本》，可见，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多数人包括胡适，都将西方的“科学精神”等同于宋明理学提倡的“格物致知”!

　　(三)清代汉儒：“考据学”

　　宋明理学改变了胡适的宗教观，“格物致知”是他对科学方法的初步认识，胡适接触宋明理学时年纪尚小，他坦言他早年受宋朝理学传统的熏陶，接受的仅仅是其遗风的影响，所以，宋明理学对胡适思想观念的形成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其治学方法的形成有密切联系的必定是清代汉学之考据学。

　　“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胡适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明确表示“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安和科学的方法。”[15]305后来他写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治学方法与材料》、《校勘学方法论》、《考证学方法之来历》等许多著作介绍清代汉学家的方法和他们的成就，可见他对清代汉学家治学方法的推崇和热爱。胡适格外推崇考据学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其一，是对考据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其二，是基于“调和新旧思想”的策略性考虑。虽然胡适第一次直接接触汉学是为了参加1910年的留美赔款官费考试，那时已经19岁了，然而，胡适在此之前已长期浸染于汉学的影响中。比如其父的老师刘熙载便是是清代经学大师，为学兼宗汉宋，精于考证，著述颇多。胡适记叙父亲年轻时曾有一度对中国地理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亲自前往东三省进行实地考查，而清代学术界盛行地理之学也是考据学造成的。胡适幼时读的《小学》读本，就是清代汉学的一支——皖学大师江永集注的。1906年他在上海求学时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书中说“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据之学，其价值固有不可诬者”[16]86，这番话让胡适眼界大开，深受触动，从中知道了中国学术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具有科学精神的清代汉学。更有趣的是，留学赔款官费考试的国文考试时，胡适做了一篇关于考据的短文，岂料阅卷的先生也有考据癖，“批了一百分”，可见当时考据之风之盛。尽管其他考试科目成绩“很不得意”，但由于国文的好成绩，胡适以位于榜尾的成绩搭上了留美的航船。所以，通过这次重要的考试，考据学对于胡适来讲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意义。另一方面，胡适试图通过“整理国故”以达到“输入学理”的目的，但胡适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之深厚，如果突然强迫国人吸收新文化，必定会引起这个古老民族的“不自在”，如果采取“突然替换”的方法，甚至可能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必将成为“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于是，他在，《<先秦名学史>导论》说“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17]173显然，胡适在清代汉儒的治学方法——考据学中找到了答案。胡适认为，清代汉儒的考据学与西方“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极为相似。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位中指出清代汉儒的考据之法与西方的“实验主义”都是同一种方法即科学的方法。他说“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18]157，因为这两种方法都把学说建立在证据之上。并且，他将这三百年的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的研究成果称为“科学的”，还将运用考据学最有成就者，如钱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孙等称为科学的学者，甚至将“发明一个字的古义”抬到与“发现一颗恒星”同等重要的地位。胡适在他的著述中对清代汉儒精密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加赞赏，那是因为清代汉儒的考据学同杜威的实验主义一样暗合了胡适心中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和精神。胡适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的“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19]163而已，这里胡适明确提出他治学思想的主体部分——中国清代汉儒的考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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