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谭嗣同学思想的传统特质具体表现为：“惟尽所当，成功则天”的天运观，“道不离器”的道器观，“至大至刚，无不充之气”的气化论和“方生方死”的生死观。他所坚持的天运观，为其日后虽处内忧外患之中然仍做救亡、变法计做了铺垫;受王船山影响之“道不离器”的道器观正好作为他坚持变法的哲学依据;而其气化论思想则为他后来影响甚大的《仁学》之“以太”说奠定了基础;其生死观，又使他于后来的变法中慷慨赴死。

　　关键词：天运观 道器观 生死观

　　谭嗣同晚年受佛学影响甚深，在其代表作《仁学》中对佛学又多有宣扬，但是不可以一书代表谭的整个思想演进，而且《仁学》中的许多观念也是根基于他早年传统哲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哲学思想的传统特质具体表现为：“惟尽所当，成功则天”的天运观，“道不离器”的道器观，“至大至刚，无不充之气”的气化论和“方生方死”的生死观。

　　一、“惟尽所当，成功则天”的天运观

　　在谭回复其友邹岳生的信中说“人生世间，天地必以困之：以天下事困天下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货利困商贾，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为所困，岂必舍天下事与夫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哉?亦惟尽所当为，其得失利害，未足撄我之心，强为其善，成功则天，此孟子所以告滕文也。可见事至于极，虽圣贤亦惟任之而已!”【1】(P91)在这里谭以“困”解读人生之处境，但其态度却是“惟尽所当为”“强为其善，成功则天”，这种态度类似于《论语》中所表达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诉求，有些人将二者割裂而称其为宿命论，其实此种天运观与宿命论是截然不同的，其不同之处正在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也就是谭所说的“惟尽所当为”“强为其善”。此种天运观，保留了天运不可知的深刻，同时又以人之极大努力作为补充，而至于得失利害，不苟苟于心，而是“成功则天”。在《兴算学议》中谭称“使变法之议奏准，其势自顺而易。不然，或以经课之费设算学馆，而置格致为后图。以待经费之充足。若无愿学之人，直不能办。然有大志者举事之初，成不成亦有天焉。”谭为办算学馆可谓疲于奔命、用心甚多，但屡有挫折，而谭的态度则始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成不成则由天定了。在上陈宝箴的书中谭也称“亡不亡，是有天焉，非公所能救也”但他却极陈救亡、善忘之策。

　　在写作《仁学》后，此种天命观仍未改变，他说“嗣同一生未作一件快意事，不谓亲友与有连者，亦皆抑塞如此。然而谭嗣同迂拙之罪，则无所逃也。江天漠漠，惟有遥望长唏而已!时事不欲更言，但看天命如何耳。”变法三四年，可旧法依旧，新法难立，实施弥艰，所以谭嗣同有如是之叹，虽然他对变法的努力未止，但是他知道许多因素是他无力把握的，所以“但看天命如何”。此种尽力而为，但看天命的态度正是传统中所俗称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运观。

　　二、“道不离器”的道器观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受王船山思想影响很大，这与他早年所受之业师有关。其中，王的“道不离器”说是谭所信奉的，而且也是谭变法的哲理依据。谭说“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道必依于器而立，器变则道亦应变，但是，今天下为一“器”而其道则是“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掺杂者耳”，所以今日之法必变无疑。由“道不离器”而提出“器体道用”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道不可空言，必与“器”相连，而且随“器”而变，并且“圣人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1】(P208)，甚至认为，不变法，正人心亦不可行，因为人心正是正于良法中。

　　由“道不离器”到“器体道用”，二者都是强调“道”对“器”的依附。需注意者，谭嗣同所谈的“道”有二重含义，这也是他变法思想的深刻和特别所在，一为“市道”，一为“圣道”。“市道”之说法是在《治言》中提出的，他分历史之世为“道道之世”(秦以前)、“法道之世”(秦至明)和“市道之世”(清)，“市道”的产生正是由于对“三代之法”和“周孔之法”的失去而造成的，他说“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掺杂者耳。”所以今日之法便是“市道”，必变不可。与此相对应，他又说“圣人之言，无可革也”、“圣人之道，无可言变” “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古今中外所不能越”这里所说的“圣言”“圣教”便是与“市道”而对立的“圣道”。

　　谭嗣同对圣道的肯定与推崇是自始至终的，这从他所传文献上可以清晰看出。在这里“圣道”即是“三代之法”和“周孔之法”。所言“市道”(今日之法)，必当变;所说“圣道”为“先王之法”必当尊这构成了谭嗣同道器观的多彩和深刻处，所以有他独特的变法主张“变法即是复古”。他说“且凡所谓西法，要皆我之固有，我不能有而西人有之，我是以弱焉。则变法者亦复古焉耳，何异之有?”【1】(P157)此种“复古”正是对“圣道”的维护，这是在“救亡”之紧迫形势下，从传统内部寻求原动力的突破，于情感上则是安身立命价值的坚持，只有这样，任何的变法才有所依附而不会“误于虫而不事苗”，这是对“自本”“自立”“自振”的坚守，换句话说也正是“求诸己”的传统智慧的体现。谭称“名之曰‘自强’，则其责在己而不在人，故慎毋为复仇雪耻之说，以自乱其本图也。……反躬自责，发愤为雄，事在人为，怨尤胥泯，然后乃得一意督责，合并其心力，专求自强于一己。则诋毁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药石我也”“自强者，强自而已矣;知其为自，已觉多此一知，况欲以加乎人哉。今夫自强之策，其为世俗常谈者，吾弗暇论;论其至要，亦惟求诸己而已矣。行之则王，否则亡。”

　　谭嗣同的道器观深受王船山的影响，所以无论是“道不离器”还是“器体道用”都在船山学说中有迹可循，但谭嗣同的可贵在于面对内忧外患之救亡形势，对“道”的理解赋予双重含义为“市道”和“圣道”，所必改在“市道”而固守者则在“圣道”，此有去有守，正是“道器观”的新应用，既避免了传统的断裂而无根，又从传统内部挖掘了吐故纳新的原动力和依据，不得不说这正是传统哲学中“反求诸己”的智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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