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作为农民的新型交往方式，可上网需要支付上网费用，农民能否能轻松承担上网费用呢?感到上网费用“勉强能承受”“能承受”“很低”，这三者尽管在承受程度有差异但都意味着上网费用在农民可支配的收入范围不怎么算问题。调查研究发现，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能承受上网费用所占的百分比，除在2-3万元有所徘徊以外，大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43.6%、51.6%、61.1%、57.8%、59%、75%、85.2%)。显然，收入越高越能轻松承受上网费用。在是否能承担话费方面，感到话费“能承受”和“很低”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41.8%、46.9%、50.9%、55.4%、59.1%、50%、72.7%，除在4万左右有所下降外，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农民的消费主要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等方面。由于“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而根据恩格尔定律，食物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在在总支出所占的百分比明显下降，这就是说当农民收入增加后，他的食物消费支出一般不会大幅增加。这样一来，农民必然就有相对充裕的资金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方面的消费支出，因而收入越高，交往费用也相应地提高，而且承担起交往费用来也感到相对轻松。

　　五、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交往工具的选用成正相关性

　　交往工具包括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前者主要有电话、互联网、书信，后者主要有自驾车和公共交通。

　　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在进行社会交往时，相对于交通工具而言，更容易选择通讯工具，而且比较普遍地选择“电话”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电话”所占的百分比都比较高，分别为57.3%、60.8%、58.3%、51.8%、54.5%、62.5%、68.2%，而且当收入超过3万元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表明农民收入越高，就愿意用电话这一便捷的交往工具。虽然用电话要花一些费用，但操作简单，更能省去舟车劳顿，这对于收入相对高的农民来讲，花点小钱买个大便捷，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互联网相比电话来说，尽管便捷的优势也很突出，可操作起来需要具备相当的技能，因而农民的交往工具选互联网的所占的百分比不高，但在通讯设施的选择方面，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选择“已经接入互联网的电脑”的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2.6%、13.1%、17.6%、15.7%、36.4%、50%、50%，除在收入2-3万元有所小幅下降外，总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而且，在是否需要网络培训从而提高网络使用技能的选择方面，选“比较需要网络培训”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22.3%、29.2%、27.8%、21.7%、40.9%、50%、63.6%，除在收入1-3万元有所下降外，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可见，尽管由于使用互联网需要相应的费用而且互联网的操作需要相应的技能，使农民选择互联网作为通讯工具的不是很普遍，但是由于互联网在社会交往中的巨大优势使农民对互联网有巨大的渴求，而且收入越高，渴求越大。

　　就农民外出时的交通工具的选择而言，一般来说，“自驾车”要比“公共交通”便捷，而“自家小汽车”则不仅便捷而舒适，但由于费用较高而选用的不是很多。尽管如此，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但选用“自家小汽车”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9%、2.3%、0.9%、2.4%、13.6%、25%、40.9%，除在收入1-2万元有所下降外，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就表明农民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

　　总而言之,农民的社会交往受其最终拥有的货币数量的制约，只有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才能增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欲望，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交往水平，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当代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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