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通过对其研究过程中思维与概念的探讨,向人们展示了作者思辨的研究过程和复杂概念的推演过程,同时明确了理性、真实的言语在演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城市意象、概念、思维、话语
1960年,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被公认为城市意象研究的里程碑,四十多年来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一直深深影响着各国设计师、心理学家以及地理学家。他所倡导的感知的研究方法早已被人们广泛应用,如今人们依旧着力关注和分析书中的基本原理,这使得对凯文·林奇的理解仍停留在最初阶段。
从研究方法上看,凯文· 林奇以人在环境中的直观感知为基础,结合实地调查研究,运用真实、朴素的言语向读者逐步揭示其研究概念。从对思维自身的认知(即“我思”)上,凯文· 林奇充分显现了意识本身并从中证明了他演示概念的能力。因此当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城市意象》时,会发现凯文· 林奇不仅将思维与概念真实的联接在一起,而且将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通过概念体系逐步推演出来,同时运用他所提出的“感知的研究方法”与读者进行交流,从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他的研究内容和说话方式。
1.研究中思维的显现及导向真实的过程
如何外显思维?即显现人所能看到的思维,这时我们会提及“概念”。概念是显现人思维的载体,它包括对象和语言符号。由于人对感知进行思维是以概念作为起点,因此它成为感知对象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载体。
凯文·林奇在书的导言部分没有一开始就阐述概念,而是引发人们对其所研究问题的关注。他以不同角度描述研究中即将涉及的方方面面,“城市如同建筑,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研究它们通常需要联系周围的环境、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以及先前的经验。”“在城市中每一个感官都会产生反应,综合之后就成为印象。”这些话语使文章在开头部分就显得头绪颇多,让人们看到作者很强的话语能力,但主要是让人们介入对问题复杂性的理解和推断之中。总之,是要给人以这样的提示:城市中清晰或可感知的环境印象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来凯文·林奇依旧没有直导“城市意象”这一概念,他从“人的直觉中能否找到秩序”这一预先设定的课题入手研究城市环境,通过提出“可读性”、“营造意象”、“结构与个性”、“可意象性”这些过渡概念,逐步解释所设定的课题是否可行、是否值得研究。最终,通过论证他提出这一研究有相对正确的可能性,继而确定了对“城市意象”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索。
上述一系列过渡概念的解释过程,也是作者显现其思维存在并导向真实的研究过程。然而这种显现思维的方式,既是思辨的过程也是思辨的结果。将自己的思维过程拿出来告诉别人,从而证明它是真实的,凯文·林奇就是力图把他完整、真实的思维过程演示出来。
以物质环境的“可读性”为例,凯文·林奇指出它对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让人们认定这一概念对研究来说也十分必要。首先,作者从现代城市中很少有人完全迷路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印象,接着便归纳“自古以来,感知并构造我们的周围环境十分必要,这种意象对于个体来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情感上都非常重要。”并进一步说“一个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形成的清晰的印象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扩展了人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最后指出“尽管在一个形象混乱的现代城市是可能的,但如果是在一个生动的环境中,同样的日常活动必定会有崭新的意义。”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的研究有充分的客观基础,且具有一定说服力。
然而在显示研究具备说服力方面,凯文·林奇不只着力从正面直接论述,他还主观地指出别人的反对意见:“也许有人会对物质环境可读性的重要意义提出异议”。表面上看,他似乎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难题,然而正是考虑到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才用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给以适当解释,不仅表明了自己坚持的立场而且思维显得较全面,理论的可信度反而更高了。
同时针对作者的思辨过程,在引论中他就对自己及自己的研究有过这样的描述“这项研究作为一种初步探索,提出了全新的概念,文中的语调多是推测性的,有时甚至可能有点不负责任,既是实验性质的,又很独断。”这就是凯文·林奇展现出的自我反思意识,即文中所提不全为真理,在研究中他对自己的思维过程也有一定的反思。同时也是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对他这种大胆而初步的探索提出质疑,而他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让人们去评价。通过这种反复评价、反复论证的过程,才能与人们普遍的感官经验产生真实、可靠的联系,真理之光才得以显现。
2.关注研究中的演示方法
阅读时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时不太理解作者语言真正的含义,尤其是概念比较抽象,且无法直接与人们的实际经验产生联系时,这样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语言作为一种演示概念方法有其局限性。毫无根据且夸张的话语会使概念变得肤浅、虚假,甚至成为谎言。在某些理由或动机的驱使下,概念变得名不副实,完全失去了真实性,这是语言作为演示方法的最大弊端,也是人们最不忍看到的极端现象。其二,语言又有“说不清”的特点,也就是其不可传达性,这种情况发生在话语同人们所认识的对象不能产生对应关系时。此时如果单凭语言本身来理解作者的意图,那就必然会产生障碍。因此,语言作为概念最终呈现出的形式,有一定说服力,但它不是唯一载体。如果单靠语言不能导向真实,那么就要通过其他方法进行“演示”。
“演示”有多种不同方式,凯文·林奇也在阐释概念的过程中有所展现。首先最直观也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是图像演示,包括大量实景照片和各种分析图。不难看出,这种方法在书中应用较多,例如在论述“三个城市”的案例中。通过形象演示这种明显、有效的方法,作者力图将问题简化,针对研究的实验主体进行演示,并诸多排除主观问题。
另一种“演示”方式凯文·林奇也多次运用,简单来说就是将研究理论与具体物象相联系,然后进一步解释。虽然看起来这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手段,但却是我们在观摩作者话语时值得关注的表达方法。
林奇希望通过实例分析和类比的方法帮助读者建立一些简单、直接而真实的联系。他的行文中经常使用这样的话语,“我们可以引用……的实例来证明这一观点”、“我们经常听说一些有关……”、“比如……”、“举一个更通俗的例子”、“类似的离我们生活更近一点的例子”、“正如……所说”,这些简短的语句很明显是作者在给予提示。当然,这些通俗的话语并不难理解,但却因为与读者的理解相通而变的真实可信。这就好比一个个寓言故事所起到的作用,它将人们拉进许多与经验相关的场景,在“体验”中人们自然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