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船政学堂》在人物刻画上一改脸谱式的俗套。无论是倡导变革的近代化精英，还是在战与和中委曲求全的统治阶层，纪录片都能深入人物内心，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以此来强化电视观众在情感、认知上的认同或不认同。“关联性和比较性才是电影语言的核心和灵魂”[]，在纪录具体历史事件中，纪录片运用比较手法讲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地方中层官员和基层的船政毕业生在具体情境下的作为。在中法“马尾海战”中，当法国舰队明目张胆进入马尾时，一边是朝廷命令“彼若不发，我亦不动”，一边是张佩伦、何璟等官员的先发制人策略;一边是魏瀚等船政毕业生在舰船排阵上的建议，一边又是张佩伦、何璟不听劝告，错误部署舰队。这种对比的艺术手法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马尾海战福建水师溃败的根源，也让观众真实的触摸了这些不同阶层人物的微妙的内心。对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编导对此予以重点叙事。如《世纪星火》中就用历史资料、人物扮演和专家解读等详细叙述了严复对中国落后的根源的思考与办报唤醒民智的举动，编导企图籍此让观众走进严复的精神世界，以此体会这位学贯中西，力图救亡图存的英才的呐喊。比较手法、多元叙述，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既立体地再现了这些近代精英，又成功抓到观众收视的兴趣点和情感的认同点，让观众在了解“船政学堂”办学精神的同时，又能感受历史人物的风采。

　　该纪录片除了运用情景再现、故事化方式、比较手法等来展开人物叙事外，编导也有意识地考虑到文本与受众两者的关系。“受众为王”已经成为视觉消费时代的文本生产者的共识。编导深谙菲斯克所说的“生产性文本”的重要性，时刻关注受众的收看心理，并以此迎合受众的口味，迎合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船政学堂》以崇高、理性的解说，用富有情感的语调把船政前前后后的人物表现得真切生动、张力十足，从而成功地把近代先驱者们所表现出来的“船政精神”呈现在观众面前。 三、以史鉴今，透过“船政学堂”的办学历史探索近代中国图强的经验与教训“一切历史当它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的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近年来，中国海疆依旧受周边国家的觊觎，2014年又恰逢“甲午海战”120周年。值此之际，《船政学堂》的拍摄可谓远远超越了纪录中国近代海军学校历史的本身。《船政学堂》不单是再现近代中国培养海军人才求强的历史，更是站在当下的语境下来反思历史，用历史来照亮中国的强国之路。

　　近代中国所秉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之路，在“甲午海战”彻底失败。国人开始痛定思痛，在列强面前，为何中国一败再败。纪录片使用了比较的叙事方法认真解析了那段历史，纪录片自始至终都选了邻国日本作为参考对象。日本与中国地缘上相近，近代化历程上相似，而且两国都有被列强侵略的背景，并又在同一时间踏上了自强求富的道路。相同的起点但却有不同的终点，中日近代化之路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同样是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日本走的是同心路线，日本在学习西方时基本上采取全盘西化策略，而且政府给予很大财政和政策的支持，全国上下以学习西方为荣。1877年，日本天皇提倡每天少吃一餐也要发展海军，并在已发行1700万元海军国债的基础上，还直接将皇帝经费十分之一的30万日元用于海防。首相伊藤博文更是率社会名流四处演讲筹借军费。而当时的清王朝走的是离心的路子，在兴办海军、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上，守旧派和改良派把学习西方的知识视为“溃夷夏之防”，以为华夏文化和狄夷文化之间有道德防线，并担心学习狄夷文化会对现有的制度造成破坏。清政府也对学习西方持一种观望和迟疑态度，在发展近代海军和个人享受上，财政和政策的天秤都偏向了后者。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水师的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将新建福建水师的银两用来举办婚礼。在《孺子可教》一集中，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西方的启蒙书，但是在其出版的多年时间里少有国人问津，在日本却大受欢迎，以致于这本由中国人写的原本是启迪中国人的书却只无意中启迪了日本人，最终在“甲午海战”中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船政学堂》通过对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全方位的比较，一方面让观众通过历史的洗礼更好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另一方面，也对当下中国实现“复兴之路”给予了敦敦的告诫。

　　尽管历史上的“船政学堂”在“甲午海战”战败之后已然成为世人的众矢之的，就在我们当下，“甲午海战”战败也成为我们海防的心头之痛。如何理性地看待“船政学堂”以及“甲午海战”，这也是创作《船政学堂》纪录片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编导以微观叙事的方式洞穿了一些笼罩在该段历史上的流言迷雾，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编导并没有因“甲午海战”的战败而否定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成就，而是站在理性立场辩证地肯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成功之处。譬如，从1866年到1884年不到20年时间，中国海军就以大小战舰24艘，铁甲舰2艘，巡洋舰11艘，炮舰6艘，运输舰6艘，军舰总排水量4万3千吨的规模雄踞东亚第一。“船政学堂”还为中国主权与海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带领船政学子驾驶第一支中国蒸汽舰队，投身到保卫国家爱疆土的战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推行一系列国防、行政、文化等措施。而且船政毕业生在台湾的道路建设、地图绘制、矿产开发、电报的联通上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改造和铺垫，这些改革措施都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在《世纪星火》中，纪录片还从其培养了一大批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具有开放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来肯定“船政学堂”历史性的贡献。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依靠否定、割断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照搬外来理论走向复兴。”[]纪录片在纪录了“船政学堂”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习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在“船政学堂”招生的时候，沈葆桢除了采用“西式”选拔学生外，也选择了《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这样传统意味十足的题目来考察学生德操;在具体授课中，沈葆桢担心全盘洋化的教学方式可能会使学生忘掉传统，又命令船政学生在学习西方专业知识之余还要研读《圣谕广训》、《孝经》等中华传统著作。《船政学堂》通过纪录“船政学堂”对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视，体现出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有效融合上的一些思考。

　　法国剧作家马塞尔•马尔丹在其《电影语言》的书中写到：“在纪录片创作中，不是将思想处理成画面，而是通过画面去思考。”《船政学堂》以其独特的叙述策略，真实客观地展现了“船政学堂”的峥嵘历程以及惨败结局，编导选择“船政学堂”进行时空再现，其真正的目的并不限于讲述中国海军的近代历史，而是通过历史纪录来思考当下问题，让观众在认识历史的同时，能够对当下问题有新的思考，从而寻找中国未来的道路。这就是纪录片《船政学堂》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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