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佛教义理推动救国。这一时期，桂林爱国救国宗教运动最鲜明的例证莫如中国佛教会广西分会1940年12月在桂林创刊的《狮子吼》刊物。该刊创办目的正如其编者说，“宣扬至理，作精神之动员;研究所犹，谋僧制之改革，或亦有补子国家民族，世道人心”，撰稿人积聚了暮茄、巨赞、弘一、夏衍、田汉、傅抱石、欧阳予倩、章士钊等一大批社会名流或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曾辟有“新佛教运动通讯纲”专栏，出版有《烽火照耀下的佛教姿态》《新佛教运动检讨》《释门孤忠》等特辑，发表的都是佛教与抗战有关或适应抗战需要的佛教运动文章，如《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醒醒吧!老和尚们》《抗战热潮泛滥五台——北伐佛教通讯》等[3]277-278，以不同的视角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必将写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光辉史册。

　　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人士深受忠贞报国传统文化涵养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奋斗史。抗战时期，桂林的文人志士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熏陶、感召下，在国家蒙难、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集中体现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担当。这一时期，桂林的抗战文化人士，当然不乏有像郭沫若、茅盾、李四光、范长江等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和基层文化群众，他们是整个抗战文化运动的真正创造主体，担当着历史和民族的重任。如1944年的“西南剧展”运动集中的近千名戏曲工作者，绝大多数并非名家名角，具体姓氏名号在历史上也无从考究，但毋容置疑的是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实，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12月21日，桂林文化教育界的一批民主进步人士就曾组织几千名普通大中专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支援“一二﹒九”运动示威大游行。

　　(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大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期间，居留桂林的文人志士，大都抱着一切为了抗战救亡，绝不当亡国奴的豪情壮志，而积极投身于抗战文化创作。面对日本飞机的时不时轰炸，排练爱国剧目的演员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化仇恨为报国动力的决心;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留桂文人，坚持以创办文艺刊物，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文艺创作等合法形式，进行隐蔽、曲折的斗争。特别是当衡阳摇摇欲坠，日寇大举逼近广西时，桂林再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界扩大动员宣传周”活动，各种专业非专业的文化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演讲演出，出版抗战壁报，演唱抗战歌曲，文协桂林分会组织的国旗献金大运行更是汇聚了数以千计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甚至在当局下达疏散令之后，仍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赴前线慰问和组织抗日宣传。

　　(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信念。抗战时期，居留桂林的经济学家千家驹是个大忙人，为了宣扬、组织抗战救国经常活动在桂林的大街小巷，被认为“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以至于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提醒，“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4]。诸如“千家驹们”矢志不移的爱国之情、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志、生死不移的爱国之行，充分体现了桂林抗战文化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尊严不惜殚精竭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牺牲奉献精神。

　　(四)“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高尚品德。抗战时期，在桂林从事进步文化事业政治、经济条件极为复杂艰难，既有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镇压，又有桂系当局的出卖背叛;既有敌人飞机的时常轰炸，又有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现实考验。新中国剧社“一无钱、二无房子、三无饭吃”，国际新闻社住的是破旧平房，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地板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靠会费、月捐、稿费维持，大多数出版社大都靠借贷、欠帐或友人资助维持;戏剧家田汉没有固定工资，一家八口生计靠他一个人的稿费维持，作家茅盾长期借住在别人的一间小厨房里，诗人柳亚子住在桂林的一个平民区里，生活拮据[5]。一定程度上，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坚持与繁荣，依靠的正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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