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被誉为“抗战文化城”。桂林抗战文化虽然产生于一个特定时期，但是无论从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还是所使用的文学素材，以及运动主体所体现的性格特质，无不深深地打着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烙印。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广大文人志士的涵养，孕育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事业的云蒸霞蔚。

　　关键词：抗战文化;传统文化;桂林

　　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的历史传统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至1944年秋湘桂撤退，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惊险时刻，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历史名城因其独特的抗战方式——文化抗战和辉煌的抗战业绩，成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抗战的一面光辉旗帜，成为全国统一抗战的一个文化传播辐射中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一首首感人至深、内涵丰富的华夏抗战之歌，打造出一曲曲令人景仰、激情澎湃的爱国精神高地。究其成因而言，多年来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桂林抗战文化繁荣景象的出现不是孤立偶然因素促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作横向比较，少有历史纵向思考。笔者认为，探寻桂林抗战文化之所以繁荣的历史文化渊源，对于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发展今日文化事业不无裨益。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多种形式体现着鲜明的传统性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艺术活动灵活频繁，形式丰富多样，其中不乏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

　　(一)戏剧。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一个突出标志[1]。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居留了诸如欧阳予倩、于伶等一大批戏剧名家，有专业剧团30、40个，如广西省立艺术馆戏剧部、戏剧演出展览批评团、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等，创造了一批优秀抗战题材新剧品;同时，“不少的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2]，如广西大学话剧团、逸仙中学剧团、汉中剧团、桂邮剧团、新知书店剧团等。而到过桂林演出的剧团更是多达70多个，如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举办的“西南剧展”，集中了6省30多个剧团近千名戏剧工作者，演出剧目60多个。剧团所演出的剧目中，既有桂林本土的彩调、桂戏，也有来自其它地域的平剧、粤剧、湘剧、皮影戏等。这一时期，桂林几乎成了戏剧之乡。

　　(二)木刻。木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曾大放异彩。当年的桂林进步文化团体中有以李桦为首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和以刘建庵为负责人的桂林办事处;创办的文艺期刊有《木艺》《工作与学习﹒画与木刻》《救亡日报副刊之救亡木刻》、出版的丛书有《漫画木刻丛刊》《漫画木刻月选》和著作《木刻新选》《木刻手册》《木刻常识》等;抗战题材的木刻代表作品有刘建庵的《汪精卫的变》《汪精卫自毁其前程》《汪精卫是妓女嫖客》、赖少其的《剪断敌人与汪逆的阴谋》、陈仲纲的《抗战必胜连环画》等;大型专题展览有“第二届全国木刻展”“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览会”等，以及如“战时美术展览会”等大大小小的综合展览中的木刻展。

　　(三)国画。这一时期，现代著名国画艺术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马万里、叶浅予、张一尊、李桦、许亚英、黎雄才、黄独峰、邓梅荪、周千秋等都曾旅居桂林，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如徐悲鸿的国画名品《天马》和《古松》、关山月的长八丈余国画《漓江百里图》、张一尊的长卷国画《万马奔腾图》等，抗战题材国画作品如李桦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史画》、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沈逸飞的滇缅战争题材画品等，出版有《国画常识》等专著。在居留桂林期间，他们还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用生动形象的画幅揭露敌人的兽行。如1942年9月许亚英举办的“景阳岗武松打虎画展”，1943年黄独峰、周千秋等人在广西省党部礼堂先后举办个人画展。另外，旅居桂林的画家还多次举办以抗战为题材或以支援前线抗战为目的画展、义卖活动，如1938年6月的“留桂画家画展”、1940年4月的“留桂画家十字街绘像义卖”等。

　　(四)民歌民舞、诗词歌赋。为了加强民族艺术交流，更为了凝聚各族人民团结抗战，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多次举办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如1940年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和1943年西南剧展期间表演了苗、瑶、侗、彝等少数民族的《盘古破龟舞》《彝族孟获舞》《西山瑶少女蚩尤舞蹈》等。这一时期桂林还聚集了大批诗人，古典诗歌创作与研究也有所发展，出版有《宋词通论》《抗日三字经》等，《救亡日报》还发表了朱德的诗《移太行侧》《出太行》和郭沫若的《新年慰劳诗》等，《自由中国》发表了郭沫若填的词《蝶恋花》一首，特别是1940年《诗文学》杂志刊登郭沫若的《革命诗人屈原》称“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具有一定时代意义。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许多作品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酷爱自由、抵抗侵略，涵养了厚重的爱国奉献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民族优秀文化碰上抗日战争的烈火愈发显示出它的战斗锋芒，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灵魂。

　　(一)用传统故事借古鉴今。中华民族有许多启迪智慧、发人深省的历史典故。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或被传诵或被再创作，如以戏剧形式上演，以小说形式面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戏剧新作《孔雀胆》《明末遗恨》《陈园园》《忠王李秀成》等，传统剧目《借东风》《长坂坡》《献貂蝉》《钦差大臣》《武则天》《徽钦二帝》《桃花扇》等，音乐作品《长恨歌》，小说《李秀成传》，文评《谈“水浒”》，故事集《玄武门之变》等，假借古人古事来比喻、借鉴、评说、讽刺、告诫当时的人和事，激励和教育人民将抗战进行到底。如，1942年郭沫若创作的《孔雀胆》，虽为历史剧，但矛头直至现时，通过描写元末公主阿盖和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的故事，暗讽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曲线救国”谬论，鞭挞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警醒世人警惕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二)用历史人物鞭策后人。纵观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有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有数不尽感人肺腑，流播四海，时代相传的爱国故事。譬如，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抱石投江的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的文天祥以及第一游侠聂政、鉴湖女侠秋瑾等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多次出现了以歌颂爱国民族英雄事迹的大量作品，代表性作品有：京剧《岳飞》《聂政之死》《梁红玉》《文天祥》《班超》，话剧《虎符》《屈原》《大明英烈传》《江汉渔歌》，歌剧《岳飞》，桂剧《木兰从军》，小说《红拂传》(端木蕻良著)《伍子胥》(冯至著)《秋瑾传》(夏衍著)，人物志《民族英雄冯子材将军传略》(乙飞著)等以及一批诗歌、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都旨在通过歌颂民族英雄们的爱国行为来激励鞭策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抵御外侮。正如田汉在其《关于﹤江汉渔歌﹥》一文中所言：“今日吾人欲取得胜利，必须全国男女老幼各就其岗位报效国家。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用处，妇女有妇女应尽能尽的责任。《江汉渔歌》一剧亦即阐扬此旨”[3]21-22。再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通过赞颂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怒斥“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主义，积极为抗战讴歌，为民族复兴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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