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理论的研究普遍情况是直接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论述，对民族内涵很少论及却在诸如民族特征、民族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发挥，某种意义上,“民族”定义被主观臆断成了“民族的”定义。因此，需要从汉语“民族”概念为逻辑起点，研究和分析民族现实的发展的逻辑层次。。

　　【关键词】民族;现实发展;话语权

　　民族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实表明，“民族”概念从开始到现在即是模糊的、含混的，这与现实的民族发展以及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不相符合，也是与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的目标不相适应的。现实的民族发展及其民族问题的解决途径需要科学的民族理论予以指导，而现实的民族理论学科鉴于自身体系建设原因滞后于现实民族发展需求形成矛盾。

　　一、汉语“民族”概念发展的逻辑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概念存在争议，主要是对斯大林的以“四大要素”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定义的看法有分歧。现在看来，“四大要素”民族定义仅仅与国家层面的民族相对应，按照国家层面的民族概念，“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 然而，马克思很指出早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就已由诸部落融合于一个政府时产生，“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各种历史形态和各种层次的“民族”都是民族。因此，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中，毛泽东曾强调“政治上不要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许多学者提出过民族定义的修改方案，但所提方案尚未跳出封闭的“民族要素”逻辑架构，因而也并未形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对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过概括。1990年归纳为五个方面， 1992年扩充为“八条”，2001年又概括了“十条”。但无论“五条”、“八条”，还是“十条”，在民族概念上都一直未曾做过表态。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其中对民族理论做的十二条概括，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个表述突破了封闭的架构，从而使其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要素”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族性特征。

　　二、汉语“民族”概念与民族现实发展的关系

　　汉语中的“民族”，由“民”与“族”两个词素合成。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古籍中就有“民族”二字连用，并普遍以“民”、“族”、“人”、“方”或者其他相近的词汇分别表示“族类”概念。而近似于当代中国话语的“民族”一词，则出现在公元493年的《夷夏论》中。此后1500年间，出现在汉文献里并代代相传的汉语“民族”概念形成了一条古籍链。这些汉文古籍中的“民族”概念，含义复杂。剔出其中与宗族、家族、姓氏等相关的词例，它们或指北方汉族，或概述南方少数民族，或用于强调“华夷”之分。这与我们当下所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国家层面的民族、56个民族，乃至56个民族各自内部分支性的民族集团，都是能够相通的。因此，不论是对照世界民族的构成现实，还是沿袭中华千年的“民族”话语传统，“12”条的概括都更有普适性。民族概念的中国化阐释，标志着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民族概念基础上，已经进入了对民族理论体系的中国属性和实践范畴的思考。长期以来，我国对民族概念的长期讨论，重要原因就始终无法突破用既定的理论程式“规范”现实的实践，而民族概念不清楚，使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学科对象不明确，必然带来对相关问题分析认识上的偏差，这无论从学科发展或为现实社会服务方面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重构民族概念的动因就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特点去认识民族并且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汉语“民族”概念是我国民族现实发展客观产区和理论成果。

　　三、民族研究的话语权与民族现实发展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术领域集中讨论民族概念，有“50年代中期史学界和民族理论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60年代早期有关民族概念译法的讨论;70年代牙含章、杨昆两位前辈为民族一词辩义形成对阵;8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研究》编辑部一方面召开研讨会，一方面建立专题论坛，通过对民族概念的探讨推动了学术交流与思想交锋，引发了对我国及苏联民族工作实践的回顾与理论反思。”近年来由于民族问题国际影响力的增加，伴随着民族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被运用，并且彼此吸收、渗透，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学术交锋。对此，来仪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概念的长期争论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学术与非学术的“二元结构”特征有关。‚就民族概念的学术层面而言，汉语的民族概念一开始就在历史渊源方面具有日本途径、欧洲途径、苏联途径和中国自己的本土经验等多样性特点。它既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梁启超、章太炎、王滔以及最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先驱们对民族的理解和认识有关，也与不同来源国的国情、语境有关。郝时远先生的研究曾论证过民族概念的本土来源。ƒ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主张就包括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他还提出了构成“民族”的八个要素。当梁启超等人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国内的一批学者，包括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等都先后提出过自己对于民族的见解。当然，也恰恰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民族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民族现象与种族现象的混淆，也成为以后该概念产生学术分歧的重要原因。而就民族概念的非学术层面而言，这是由依附于民族的政治属性，即民族与阶级、国家的关系所致。当近代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并且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国家民族”的概念也随之进入国人的视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通过一些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主动构建，“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的共同体”向“自觉的共同体”迈进。正由于我国的民族概念具有学术与非学术的二元结构特征，尽管两个层面的“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其适用的范围和理论前提也不同，但毕竟由于它们都共同被表述为“民族”且彼此之间又有着多重联系进而呈现胶着状态，这就决定了不同维度的“民族”常常被混淆。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