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代表西方的谋略方法，研究行为相互影响的人或组织如何根据对手的策略选择最大化收益行动;而中国传统谋略是决策者在对抗活动中判断形势，制造和利用己方信息优势，影响对手决策方案的行为设计。博弈与传统谋略的差异即是技术与技巧的差异，二者在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决策中均不可或缺，而且可以互补。显然，研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博弈 传统谋略 作战决策

　　信息作战谋略，是在信息作战中指挥员和指挥控制机构为夺取并保持制信息权，筹划和运用的以巧制胜、以较小的代价争取胜利的计谋与方略。在军队信息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加强对信息作战谋略的研究和运用，有利于弥补信息作战物质条件的不足，缩小与敌军之间的技术差距。就我军而言，未来同敌军在信息领域对抗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作战谋略艺术的水平高低。[1]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化发展，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则是在20世纪初的西方。

　　一、中国传统谋略之美

　　“一阴一阳之谓道”，(语出《周易》)阴谋与阳略结合，就产生出“策划”。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构成，它们都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阴阳的对立统一并转化是宇宙的总规律。

　　在“阴谋阳略”中：谋是阴，略是阳;谋是内在的智慧，略是外在的形象，谋是私自的只能在密室中进行的，略是公开的能够号召天下人追随的，“阴谋”假“阳略”以实施，“阳略”因“阴谋”而实现。所以，真正的谋略大师，一定要道德齐备、阴阳调谐、虚实互用、有无一体……否则，则“阴差阳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孙子》曰：“以正合，以奇胜”。谋略有正略和奇谋之“阴阳”之分。奇，即变幻莫测：或使对手狐疑不定，进退维谷;或使对手判断失误，步入歧途。正，即光明正大，大智若愚，韬光养晦，往往以常人所不具备的恢宏和大度来对待自己的敌手。如果说“奇”是以搅乱人心为主要特征的话，“正”则是以征服人心为主要特征。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奇”，“七擒七纵”则“正”。

　　谋略的“阴阳”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互相转化之中。《孙子•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说明了太极的变动无居性。“无常势”是说“阳势”和“阴势”的变化，“无常形”是说“阳形”和“阴形”的变化。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的智慧”，简言之，即是“道”。就是说，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独特，处理问题的方式新颖，解决问题的途径“怪异”。而华夏几千年的文明，也伴随着上千年的战争，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便是这个“道”，让中国的传统谋略，有了一种太极之美。

　　二、西方博弈论的优点

　　什么是博弈论?古语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论是研究棋手们“出棋”招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的棋手，甲出子的时候，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所以甲还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而博弈论大师纳什的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即“纳什均衡”的提出，更是将博弈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兵学文化的传统讲，博弈论倚重于作战的物质基础，即根据后勤保障进行定性，有它的科学性，有值得我们汲取之处。因为我们的兵学文化忽略技术，轻视量化;强调艺术的方面多，强调科学的方面少。我们很需要取彼长，补己短;需要对自己的兵学文化观念进行改造。这也正是科技练兵的重要意义之一。[2]

　　三、博弈论与传统谋略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博弈论与传统谋略融合的必要性

　　首先，博弈论注重技术，在既定的敌我态势下寻找最佳策略，即在矛盾之内解决矛盾;而传统谋略注重技巧，往往是在矛盾之外寻求解决之道。其次，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均衡”状态，是共赢的思想;而传统谋略旨在分出胜负。再次，博弈中假定敌对双方都具备完全理性，即不会犯错;而传统谋略的运用却以对手的有限理性为依据。第四，人的智力只能完成有限的博弈分析，更多复杂的博弈分析有赖于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决策支持技术;而传统谋略则是指挥员或参谋团智力、智能、智慧的结晶。可见，博弈与传统谋略差异决定了它们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可以相互补充。显然，研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作战指挥系统发展的需要

　　博弈论与传统谋略的融合并不是一件新事物。《孙子兵法》早已说明了二者融合的重要性。例如，“庙算”、“军形”就是一种博弈思想，而“兵势”、“奇正”、“虚实”、“九变”则主要是谋略思想。“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其实就是博弈与谋略融合的一种原始概括。然而，由于过去的战场环境比较简单，作战样式比较单一，完全依靠“人算”便足以对敌我军事博弈进行分析。博弈与同样依靠人的智慧、智能、智力的谋略常常浑然一体，并不需要专门研究它们之间的融合。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战争形态与作战样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仅仅依靠人脑进行博弈分析已经不太可能，计算机系统必将代替人脑成为分析敌我博弈的主要工具，采取某项策略也并非某个指挥员个人的决定，而需指挥机构通过决策系统进行。军事博弈与谋略的主体发生了分离，而决策环境又变得日趋复杂，作战指挥系统的发展使二者的融合变得十分必要。

　　2.战争形态演变的需要

　　新军事革命揭示的未来信息化战争，与旧的战争形态相比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多维化、精确化、快速化、一体化、非接触将成为它最显明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对一国的军事实力、行动的精确性要求更高，战争对交战双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则会逐渐降低。而博弈论与传统谋略融合正迎合了这些需要。首先，军事博弈对技术的注重，必然引导一国提升军力，消除不对称对抗下的不利态势。其次，把博弈分析与传统谋略融合于作战指挥决策，一方面可以提高谋略的前瞻性、时效性、科学性，另一方面又促成行动策略的隐蔽性、连环性、灵活性。再次，军事博弈寻求共赢的目的融入传统谋略思想，也正好符合未来战争破坏力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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