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我的过去是非常幸福的。在柏林，我拥有一套小巧而可心的公寓，三间半房，向阳的阳台，供应热水，中央空调;莉迪亚，我的三十岁的妻子，还有埃尔西，我们的十七岁的女佣。车库就在旁边，停放着那小巧玲珑、令人愉悦的车----一辆深蓝色的双座车，用定期付款写的。在阳台上，一株鼓鼓的圆顶脑袋的灰白色仙人球在缓慢但勇敢地生长。我总是在同一家店买烟草，而迎接我的总是满脸笑容。星期六晚上，我们若不上咖啡馆，就去电影院。我们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精华，，至少看上去是这样。”[7](P17)

　　小巧可心的公寓，房子带有阳台，热水还有空调，妻子、女佣、汽车、买烟草时人们对他的微笑，周末……总之过去的他享受着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做是一种转喻。转喻给人一种有序、自立、和谐的生活感受，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秩序感和安稳感。鉴于叙述者的心理问题，这种生活对他来说谈不上是在向往，而是其对体面生活的回忆以得到一种虚空的快感罢了。因为现实的不确定性把整洁有序的美好世界彻底打碎，这像是一个孤独的行者穿越于无尽头的沙漠，苦觅着绿洲，当眼望着绿洲就在面前时，幻觉消失留下来的只是一片真实的荒漠，绝望就在于此。与此同时这种对时间维度的表述，也能体现出叙述者时间意识的断裂性，这有赖于他缺乏社会目标，对时间的体验是即时性的，因而造成了身份归属的困难，生活处于一种随波逐流、漫无目的的状态，剩下来的是个体对此岸世界希望的幻灭，继而在虚空与真实之间互相撕扯。

　　第三，隐含作者不仅明确地将异常行为、反常理的言行举止、违背道德的信念置于叙述者身上，而且为了销蚀叙述者与读者对其理解之间的引力，拉大两者之间的张力，故而在故事中设置了大量的信息和符号，等待读者根据已经言明的情况来判断隐含作者故意设下的不可言说的各种推测。这些“推测邀请”(inference invitation)[10](PP80-1)包括大量富有主观色彩的评价和阐释。诸如，叙述者对妻子丽迪亚以及哥哥阿德里安生活习惯和言行方式的过激独白，他那动机不明的散漫叙述，他所提供信息的冗长繁杂和与他人交流时流露出的意识形态，最明显的要数他和流浪汉菲利克斯第二次见面后，以傲慢的口吻对其描述自己的家庭、工作以及重复说明社会地位，彰显叙述者惺惺作态、虚伪的本质。从而将读者无知无觉间跟随着这些信息被邀请进来，推测出叙述者的价值体系存在缺陷，把叙述者建构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唯我主义者、厌世主义者、对他人轻蔑和讽刺的独白者形象;而随着自己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残忍地杀害并将一身债务转嫁给流浪汉菲利克斯，以及之前所“精心”设下的愚蠢而又拙劣的伎俩等行为，而这个人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物欲和利益。使叙述者显然越发让人鄙夷乃至厌恶，所以“我们一旦注意到这种扭曲的性格，就不会完全信任叙述者的判断。”[11](P898)

　　第四，还有相当广泛的显示不可靠性的文本特征。叙述者的叙事显露出不少可以辨别的文本矛盾，成为决定不可靠性的线索。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言行不一的矛盾。

　　“当我说从长远来讲共产主义是一件伟大的必要的事业;年轻的新俄罗斯正在创造美妙的价值，虽然啊这些价值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一贫如洗的饱受打击的亡命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为同类人中，历史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狂热，这样的禁欲主义，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信仰。”“共产主义会为肌肉发达、宽肩膀、头脑简单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而平等的世界。”[7](P18)

　　透过这段看似平白直叙的独白，我们如何才能辨别出叙述人的不可靠性呢?运用戏剧反讽这一叙事话语，我们有助于正确理解这一问题。即“文本的矛盾和不一致性以及语义失真或言行不一(譬如虚伪)等现象仅仅表明阐释的不相容性……这就需要读者采取补救措施，用更高层次的意义来弥合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反讽。”[12](P353)从叙述人角度，主人公赫尔曼过着富有的中产阶级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下，君主专制赋予的权力话语过多，着重体现在残酷的专制对社会形态、对社会底层人生活和思想的压抑，在黑暗笼罩下的社会充斥着苛政和折磨，从而沦落为集权欲望得以满足的附庸。但在由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派发起社会革命期间，赫尔曼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人平等的执政纲领与原有的思想格格不入，原本富裕的生活遭到破坏。尽管叙述人强烈抵制革新思想，但强大的群体式改革力量淹没了弱小而脆弱的保守派的声音。因此，这里叙述者对共产主义及其事业所持看法和态度，恰恰与自己所处的生活状态相背离。同时关键之处在于此处还隐含着作家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联系到作家创作文本时的现实语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可靠叙述症候。纳博科夫早年因政治变革被迫离开家乡，举家流亡西欧，儿时美好的家庭生活破灭，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而1922年他的父亲(致力于社会改革)不幸在俄国流亡右翼保皇党人行刺政治家Miliukov时，不幸中弹殒命。从这个意义上讲，纳博科夫是极为仇视俄国右翼势力的。所以借叙述者之口讽刺那些懦弱不敢革新，怯懦于君主专制淫威下的保守派们。

　　第五，说叙述者具有不可靠性是因为除了以上这些显示不可靠性的文本信号以外，小说里，隐含作者还设置了其他的符号，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冲突，叙述者在特定的语境下对事件的复现与他对事件的阐释和观点之间的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叙述者的迷乱的精神状态和对现实世界的迷惘。

　　读者能够按照叙述者的主观偏见或偏激言论，对他的意识形态与正常世界中的既定范式和常规秩序进行比对，找出其差别。例如当叙述者注意到警察和周围人对待凶杀案的看法时，他的主观评论显然与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正常人的道德伦理观完全冲突，以及警方依照凶杀现场中叙述者留在死者身上的自己的身份证，作出了合情合理地逻辑推理，并判定“我竟然给一个跟我毫不相像的人穿上我的衣服来欺瞒世人”。[7](P172)然而叙述者自己却认为这种推理是愚蠢的，不公正的，其实读到这里的朋友们并没有因为独白者疯子般的“愤慨”之词所蒙蔽，准确地指出叙述者歇斯底里、不可救药的一面，感受到他大难临头时神智混乱和癫狂。究其原因在于叙述者的迷乱的精神状态和对现实世界的迷惘。换句话说，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叙述者这种言行 “与场景证据是冲突的”[13](P25)，也是与自己的规范观念相矛盾的，从而表明叙述者确实很不可靠。

　　综上所述，对于如何推测、如何确定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的尺度，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叙述者在叙述时显露出的不少可以辨别的文本矛盾，成为决定不可靠性的线索。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言行不一的矛盾。(2)文本中故事与话语的冲突，成为了读者有理由质疑叙述者事实可靠性的信号和符号。美国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对此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概述，即“所有这些主观性的文体表现都显示着高度的情感介入，成为读者沿着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和/或知情/感觉轴推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的标记。”[14]或曰，推测不可靠性的标识主要是根据叙述者在特定语境下所表现出的富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和阐释，当评价冲出了我们日常规约时，便可以推断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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