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纳博科夫作为20世纪后现代小说的著名作家，在对前期小说的选材立意上更多地关注流亡生活的现实层面，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性。而写于1932年的《绝望》便是一部透析边缘人内心阴暗面的小说，透过一个自作聪明、荒诞不经的疯狂独白者的视角来解读和评论自己眼中的社会和生活。文中隐含作者通过观念预设和提供种种文本信号，使读者发掘出叙述者与社会价值范式相背离，继而对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加以明确。

　　关键词：纳博科夫;绝望;不可靠叙述;精神病患者;推测邀请

　　纳博科夫作为20世纪后现代小说的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实验小说的最有影响的先驱”。[1](P84)(他一生著述繁多，《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早已成为读者、批评家和评论家心目中的后现代派小说之经典。但在他俄语创作初期(20世纪40年代之前)，关注的则是“流亡生活的现实层面”。[2](P380)换言之，纳博科夫在对前期小说的选材立意上更多的把眼光投射于日常生活表象掩盖下的社会边缘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对外在的荒诞混乱的现实世界的精神体验和感受，通过他们的视角探索处在社会变革期内人心的扭曲和人生的绝望，乃至虚无，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性。而写于1932年的《绝望》便是一部影射边缘人内心阴暗面的小说，也是他“第一部重要作品，”[3](p612)同时该小说也“标志着作家找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3](P6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隐含的作者》一文中说道：“一个寓于想象力的小说家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忘记世界，不负责任，寻找快乐，不遵守已知世界的规则，但同时透过他们自由自在的想象可以看到深层次的责任，那就是使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完全忘记自我。”[4]正如帕慕克所言，读过纳博科夫的《绝望》便能传递给我们这样的感受。纳博科夫式的小说语言看似混乱，作者经常游离于文本内外，但读后却让每一位读者有种追求苦涩的快乐，因为阅读文本的过程是快乐的，但穿过纳博科夫构筑的一道思想的城墙，又将大家带到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杂乱的语言摒弃语言本身来讲的话，文本中语言之胡乱的原因根植于叙事视角是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主人公来控制，因他思维的混沌不堪;精神的恍惚不稳;现实与虚幻之间的肆意穿梭造成了文本语言的起伏不定。由此我们说，将纳博科夫的这种语言特色与《绝望》相联系，他描绘了一个处在社会体制断裂和重新进程中的原本富有的中产阶级形象，在动荡的政治局面以及跌宕起伏的经济态势下，叙述者赫尔曼的自负、阴险、自命不凡与荒诞可笑的言行举止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并且从这样一个自作聪明、荒诞不经的疯狂独白者的视角来解读和评论自己眼中的社会和生活。因此，我们试推断出故事中疯狂独白者的一言一语常带有不可靠叙述这一特性，从而使叙述者体现出前面所提及的荒诞可笑的言行。

　　针对何为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ion)，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著名表述，“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5](PP158-9)而后，杰拉尔德·普林斯对该概念提供了进一步的定义：“叙述者的规范和行为不符合隐含作者的规范，叙述者的价值标准(趣味、判断、道德意识)与隐含作者的相背离，叙述者讲述的各种特征削弱了可靠性。”[6](P101)换句话说，不可靠叙述者是指真实作者在进行文本创作时建构出来的一个与存在于正常的社会语境中的读者的常态价值观念和世界知识相悖的叙述者。在文本中采用了大量的不可靠叙述，其目的在于隐含作者为了能够扩大叙事者对故事进行再现与读者辨别其真伪度之间的张力，增加读者阅读文本的难度。而为了读者能够推测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真实作者悄然放置了一个隐形的作者即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并利用其通过观念预设和提供种种文本信号，使读者发掘出叙述者与社会价值范式相背离，继而对不可靠叙述加以明确。下面就《绝望》中的叙述者所体现出的不可靠性尝试着阐述一下。

　　首先，叙述者评论和解读日常琐碎事情时透出的性格缺陷，成为了读者有理由质疑叙述者事实可靠性的信号和原因，继而有充分的理由对叙述者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抱有怀疑的态度，无形中叙述者成为了隐含交流(implied communication)的靶子。叙述者在介绍他父母时关于其母亲的一段文字表现出的对同一事件描述的不一致性或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

　　“我父亲是一个从雷瓦尔来的说俄语的德国人，在那儿他上了一所著名的农学院。我母亲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俄罗斯人，出身贵族。夏日，她一身慵懒，穿着紫色的丝衣，斜躺在摇椅里，扇着扇子，咀嚼着巧克力，所有的百叶窗都垂放下来，从刚割完草的地里飘来的熏风吹拂着百叶窗，瞧上去就像紫色的风帆。”[7](P2)

　　接着话锋一转，“那关于我母亲的描述全是谎言。事实上，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朴实而粗俗，穿一件邋邋遢遢的像是连衣裙之类的衣服，从腰间一直拖拽下来。”[7](P2)通过简单地家庭描述，从一开始隐含作者便让读者确信叙述者的价值观和我们每一位读者的世界知识大相径庭，通过一个微乎其微的小事，暴露出叙述者自身的性格缺陷，留给读者一个很坏的印象，即爱撒谎，这一点凸现赫尔曼本性上严重违背了当今社会所提倡并广为接受的道德规范。里甘将之称为“行为与所提出的道德观念之间是断裂的。”[8](P36)实际上，这一叙事方式是一种观念预设，使读者在最初就把握住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特征，产生了对其以后的所作所为的阅读期待。

　　其次，事实与叙述的不协调不仅表现在违背现代人的道德规范，而且叙述者还具有自命不凡、自吹自擂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受众对叙述者的怪异企图和有缺陷的人生观念与自身的价值系统和规范之间的反差。例如当赫尔曼第一次遇到流浪汉菲利克斯时，隐含作者为我们展现出一个自以为是且患有精神分裂症候的人，对这位毫不相干的流浪者，叙述者不仅自以为自己和他的相貌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隐含作者还给他叙述的不可靠性贴上了又一个刺眼的标签，即自命不凡、自大，从最初的偏移的道德观，读者们已经对叙述者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在赫尔曼描述看到菲利克斯时做出的惊讶状，也自然而然的不可避免的对他那种略显夸张的言词，产生了本质上的怀疑和戏虐性的嘲笑。

　　“在我瞧着的当儿，我心中的一切仿佛都垮了，仿佛从十层楼的高处往下猛冲下来。我以无比惊异的神情瞧着。它的完美性，没有原因，也没有目标，使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敬畏之情。”“我一直指望他会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还会大笑起来，但他始终很木然。这时我意识到他是多么傻。”[7](PP5-8)

　　通过以上叙述者遇见流浪汉之时心态上的起伏，映射出这位精神分裂者眼中和心中的真实与虚幻之间绝望般的挣扎。由贴有不可靠叙述标签的赫尔曼凸显出后现代表演型人格的症候，即“一种处于极度自我意识的人物，起源于精神分裂，并表现出精神分裂的状态和征候。这类人物冲出了个人身体存在和现实存在的范畴，过渡为一种非身体化自我。”[9](P208)换句话讲，对我们正常人来说，身体是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的支柱，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客观存在。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血液在身体里流淌，从而体会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因此，“身体是身体化自我的生活及判断的基础和起点。”[9](P208)非身体化自我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载体，变成了一种为了确立自我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同的毫无生机的假我系统的载体。因为身体化自我没有办法满足现实中的物质和精神的诉求，所以只能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进行虚无的人格转换，那么这种虚假的人格扮演始于自身因得不到社会认同;心理长期受到压抑，所造成的心灵上的失常和分裂，也可以说，非身体化自我是自我因不适宜生存转而逃避社会现实和真实处境所选择的一种极端的方式。故而，对这类戴着非自我化人格面具的叙述者，其主观判断、评价以及对事件的一般认知能力从根本上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批判、怀疑其叙述的不可靠性，以及审视、剖析其内心的阴暗面。比如说，在随后主人公在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时即表现出这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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