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原因就直接导致了福建地区抢米风潮的爆发。如1900年6月，宁化地区就发生过抢米事件，“饥荒，西乡饥民进城索粮，……，但挑谷到城外寮屋舂米时，被游民抢夺。……。六月十一日，西乡饥民千余人进城抢了‘恒和’ 号等10余家粮店”。1907年，福建光泽发生“抢米重案”。以上只是众多抢米事件中的两个典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如果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不 能解决的话，社会的动乱是必然的。

　　三、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洋教是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军事侵略而传入中国的，绝大多算的中国人对洋教就怀有敌对的态度。其次，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充当殖民主义者的间谍，他们到处搜集各种情报，直接为西方的侵略服务。再次，传教士利用其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无理干涉地方行政，欺压地方百姓、抢占民田民地。所以从洋教传入中国的那天起，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已经开始了。

　　福建作为最早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省份之一，受到洋教和传教士的压迫也是比较早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各阶层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如光绪五年，延平的人民发出这样的心声：“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我等子民惟有见鬼子来，齐心驱逐，有从教者，公议处治”。进入20世纪后，福建地区的反洋教斗争更加的尖锐。1906年，福州的漳浦县乡民和教民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漳浦县天主教民平日横行不法，县令又极意袒护，故平民怀恨次骨。近该教中人竟敢掳掠平民禁诸教会。乡民大愤，乃奋起仇敌，又得会匪之助，声势愈盛，逐焚毁法教堂，县令闻警驰至，急护教士出险，乡民乃返，怒县令挟之，入城并破县狱，囚犯散走一空，城内之耶稣教堂亦被攻毁”。

　　对于这样一些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清政府的态度就是两种，一是派兵镇压人民，二是给外国人赔款道歉。如上面所说的1906的漳浦县民众反洋教斗争，清政府就派署闽督崇佑帅查办，佑帅调了数百名士兵去漳浦搜捕乱党，当场击毙十四名，还抓获了一名首领就地正法。另一面，派人与英领事商量善后事宜，“英领事初索赔款十万两，后经再四磋磨，始允以三万两议结完案。其法教士所有损失著何赔偿则尚未议定”。清政府的这种态度，让人民更加认清其腐朽的一面，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清末的反洋教斗争，给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四、会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清末，势力比较大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和哥老会，而在天地会这个系统中又包括许多的会党组织，主要有双刀会、隆兴会、关爷会、添弟会、三点会、尚弟会、边钱会、斋台会及各堂口。

　　就福建地区而言，清末时会党遍布于福建的各个县市，尤其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经常起事，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在福建活动的会党主要有以下这些：天地会、哥老会、桶子会、五谷会、太子会、郎君会、王爷会、红旗会、城隍会等。光绪三十四年，福建建阳地区的五谷会进行起义，“八月初六日，五谷会派王曷文、王曷嫩到各乡纠集会众2000余人，初十日大举攻城，未克”。建阳地区的这次会党起义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在县令的反攻下损失惨重，但是五谷会可以招集2000多人进攻县城，可见会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此外，还有邵武地区在1911年的“洪岗会”起事、德化县卓地乡的“保安会”起事，都是会党自身组织发动的反抗。但在清末，会党还和革命人士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反清斗争。1903年，福州的革命人士邹燕庭、林斯琛联络了福州哥老会各山堂，创办了统一的共和山堂，对外则用藤山文明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可见，会党在清末的时候已经和资产阶级有联系，是清末民变中的活跃分子。

　　民变影响

　　一、严重的动摇了晚清政府的统治。清末，民变事件不断的发生，它深刻地反映出了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处在了无法克服的危急中。社会矛盾的尖锐，使得反抗斗争无处不在，就如福建地区的民变一样，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次的反抗对于晚清的统治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有梁启超等人主办的《国风报》对于风起云涌的民变事件有一篇文章这样写到：“二十行省之中，乱机遍伏，是以半岁以来，变乱四起。……顾不能不懔懔过滤者，盖察事变所由起，验今日之民心，远征之道光末年，远鉴之秦、隋之季世，则土崩之势，今已见端，……”。的确，全国各地的民变，使清王朝防不胜防，土崩之势，已见端倪。对于这样的民变事件，清朝统治者一直是想通过残酷的屠杀政策来制止和消弭群众的自发反抗，如光绪三十四年，福州轿夫反抗警捐，清政府的对策是“旗兵随同地方文武弹压”。然而实际上却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每一次反抗斗争遭到镇压后，清廷总是招来更大的仇恨，而使自身处在更加艰难的境地。

　　二、沉重的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虽然这样的斗争不能给予侵略者致命的打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决心。人民开展的一些列反洋教的斗争、反洋人的罢市、暴力抗击殖民侵略等确使帝国主义者大感棘手。反洋教斗争是晚清中国民间反侵略的主要表现形式，前文已经叙述过，此处不再赘述。由于反对殖民者而引发的罢市在福建也时有发生，如1908年，“福州日本人讹诈书商，激成罢市”，我想引起罢市的原因并不是日本人讹诈福州书商这么简单，这其中民族情绪起到了决定的因素。而武力反抗是最具威胁的一种斗争模式，如在1899年的时候，日本人强占福建虎头山一带为租界，当地居民数百人执持棍棒，瓦石赶走侵略者，同时商民罢市，船户罢海，终于迫使日本搁置租界划界活动。如果没有人民群众锲而不舍、顽强不屈的斗争，中国的殖民程度会更深，中国受到的压迫更严重。人民群众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使其在进一步的行动中有所顾忌。

　　三、民变还为辛亥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在思想上对革命者给予鼓励。虽然清政府的统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但它毕竟还是个庞大的帝国，还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想要彻底的推翻还是有风险。但是清军在围剿民变时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革命者心中窃喜，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派对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信心，就是从群众自发斗争的经验中得到的。其次，为辛亥革命的筹备提供了空间。民变的不断发生，清政府就不断的派出军队进行镇压，转移了清朝统治者的视线，这就为革命人士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很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今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再者，给辛亥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资产阶级在清末时候的势力还是比较弱的，单凭自己的实力是无法取得革命的成功，所以革命人士非常注重联系群众和会党的力量。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这些群众和会党大多有斗争的经验，他们成为辛亥革命发动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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