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述话语与富有权利色彩的政治话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十七年小说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缺乏了可读性。在这样的文本世界里，是否保存了乡村民间的社会丰富、生动、复杂的面貌呢?

　　关键词 十七年文学 《创业史》 民间生存品质 民间生存情态与景观

　　显形结构 隐形结构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述话语与富有权利色彩的政治话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十七年小说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缺乏了可读性。在这些作品中，依据阶级性的特点，把人物形象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在这些人物的矛盾、冲突、斗争中构建了一个具有浓重政治倾向性和观念色彩的文本世界。在这样的文本世界里，是否保存了乡村民间的社会丰富、生动、复杂的面貌呢?“在十七年时期，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含有特定的含义，依据陈思和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理想和立场，其次包含了民间日常生活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①

　　柳青的《创业史》因为其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而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下面就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来讨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文化叙事。

　　一.从政治权力、知识分子、民间的关系看柳青

　　和赵树理民间言说的叙事结构比较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民间文化形态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在发挥作用。解放以后，由于政治重心的变化，国家建设的需要，民间意识形态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逐渐向政治权力话语肯定的方向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但是以“反右”为标志的阶级斗争全面扩大后，政治权力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改造加剧。十七年文学开始转向主要通过强化英雄典型形象的完美性和超越性来迎合政治权力话语对民间改造的要求，出现了一批符合政治目的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此时，知识分子不是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来俯视民间，来拯救愚昧落后的灵魂，而是以一个虔诚的学习者的态度来接受民间的洗礼。柳青在谈到《创业史》时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的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为、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②注意到柳青在这里提到了主题思想和题材范围的统一，也就是说他对乡村民间的文学想象是被国家政治政策这个“主题思想”所控制的。尽管柳青为了了解农村生活举家搬迁到陕西农村一住就是14年，虽然深入基层，扎根农村，但在《创业史》的创作上，柳青始终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待农业合作化这一运动的。他是从对党的政治政策先验先知和理解服从的情况下来图解政策领导下的农村的。因此很容易产生像梁生宝那样“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身为下堡乡蛤蟆滩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不图个人发家致富，而热心于集体合作化，公而忘私，宽容豁达，甚至为了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梁生宝的形象可以说就是当得代言人。除了像梁生宝这样高大完美的形象，柳青当然也刻画出了其他各类形象，有的犹豫迟疑，如梁三;有的仇视反对合作化，如姚世杰、郭世富等。柳青《创业史》中在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的同时，描写了各阶层对于政策的不同反应及行为态度，同时也写出了通过党的代言人梁生宝的政策解说和行为对他们进行示范指导和思想改造的过程，但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我们也可以看出，改造这些落后人物的其实并非政治政策规划出的美好图景而带来的革命热情，而是合作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文中就是——多打粮食。

　　不同于柳青这种“自上而下”的言说方式，赵树理是一位自觉站在农民立场上写作的作家，他更多的时候是以民间为本位，站在民间立场上和权力意识沟通，他的基本观念不是从政治先验出发去诠释国家意志，改造民间社会，而考虑更多的是各种政策会给民间带来什么益处。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表现出农民在接受新思想后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也是把农民写成迫于形势无奈接受合作化的《山乡巨变》所不能承载的。”③理在农民的物质欲求和政治观念之间往往对前者做出伦理情感的同情和选择，不太注意新人物和英雄形象的塑造，农民本位的观念使他不能更好地体现民间叙事的国家话语意义。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纯民间立场的写作，终究不能为时代所荣。

　　二.民间生存品质和民间生存情态景观

　　前面提到的陈思和先生关于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两层含义：来自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理想和立场，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的民间生存品质;民间日常生活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可以称之为民间生存情态与景观。 民间生存品质 柳青《创业史》符合国家政治政策的民间想象，使小说文本呈现出阵线分明的两条线索：一条是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等拥护合作化运动，坚决走共同富裕的贫雇农;一条则是反对合作化运动，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世杰以及富裕中农郭世富和村长郭振山。处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犹豫动摇的梁三老汉、任老四等。小说一开始便写梁三老汉两代人发家致富的努力，但直到他“累完了腰”却仍旧住在那个灰溜溜的破草棚屋。作者一开始便交代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关于发家致富问题上的矛盾。梁生宝热心于合作化，打破了老汉创立家业的美好憧憬，激起了老汉对于新政策的反感。

　　《创业史》中的正面人物梁生宝少了浮夸、口号性，但其阶级属性仍很浓重。正如小说所叙述的那样，“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农民梁生宝似乎生来就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看到一大群庄稼人围着正在打架的兄弟看热闹，他弄清了打架的原因后，便高度抽象得概括出：“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他进山砍竹，便归纳提炼出这是“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制度”的革命。严家炎说到梁生宝这一人物时认为：“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表现不足;并且存在着过分理想化的问题。”④改霞纯真热烈的感情，共产党员的理智，在他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了事业,”所以他推开了紧靠着他，待他搂抱的的改霞。作者把梁生宝推到了一个完美的英雄的高度，正像严家严先生所说，“过分理想化”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塑造梁生宝这样进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是必要地，以此来揭示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展现其光明美好的前景。从而鼓舞人民的斗志。“今天看来恰恰是梁生宝准确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觉醒和不断上进的年轻一代农民形象，而那些以为中国农民就一直是《故乡》里面的那种愚昧和需要被启蒙的被动对象才正好犯了和梁三汉一样的停滞的思维定势和思想偏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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