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陕西作家贾平凹、尤凤伟更多地是从性际关系中去探讨匪盗世界中性的存在，针对的不是匪性，而着意于写为匪者以及与匪有关系的人物们的情感世界，在主人公的情色欲念中表达对于人性的思考。他们只是借这些奇人奇事撑持起小说的叙事空间，于其中探讨生命和生存的本真内容。

　　而为匪就不易了，未为时便知是邪，死后显然还有遗臭，为什么偏有这么多的匪盗呢?看了志书听了传说，略知有的是心性疯狂，一心要潇洒自在，有的是生活所逼，有的其实是为了正经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正干不成而反干。他们其中有许多可恨可笑又可爱处，有许多真实的荒诞的暴戾的艳丽的事，令我对历史有诸多回味，添诸多生存意味[iv]。

　　在《匪事》系列中充斥着人的欲望：柳子言的欲望是四姨太，掌柜的欲望是美穴地，四姨太的欲望是健美的男性身体;白朗从和尚到英雄，再由英雄到和尚，把对女人的欲望熄了又燃，燃了又熄;天鉴切了自己的尘根，还是止不住对五娘的欲望，五娘干死后，天鉴也在绵绵晚雨中伤痛而死;五魁的欲望是一辈子背着那个天人般的柳家少奶，柳家少奶的欲望就是情欲本身，当五魁一再回避他的身体需求时，她竟然求助于五魁亲手买回来的狗。匪与女人都是边缘人，与中心人相比，他们面临更多的人生绝境，在人生绝境中，欲望的狂野与绝望更能清晰地凸现[v]。性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种种复杂和冲突。在性际关系中演绎着男女人们的爱欲、仇恨、残忍、自私、怯懦、勇敢……

　　匪与性这两个元素被糅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奇丽的人性世界，但这不再是现实中的土匪世界，而是作者借以建构人性寓言的叙事空间。它缺少现实的依托，而呈现出一派庄子论道的高蹈虚澹的气象。这是非常文人化的匪盗想象。尤凤伟认为“匪”对于“性”的态度是有反封建性特征和掠夺性特征的。常人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都自觉服从于一种伦理道德，不去表现这种性的掠夺性。匪却不同，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的规范，直接进入到性的原始状态。而原生的东西往往是人最本质的。因此以匪为切入点，往往可以更好地抓住人性本原的东西，把复杂的人性写好写透[vi]。

　　尤凤伟的《石门夜话》从表面上看，匪首二爷为了将一个有杀亲灭家之仇的女人“和平过渡”到床上滔滔不绝说了三个晚上的话。尤凤伟则称：“石门”写的是人性的隐秘部分，不可启齿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写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搏杀，欲望与道德的搏击，写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度的因素。写生命的执拗。“石门”不是写性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性。其实性这面旗帜是壮丽辉煌的，上帝为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给予了性，并为性注入了欢乐[vii]。

　　显然，在匪盗题材小说中，性仍然是一个积极的表现因素。它有助于表达另一种原始生命力，即所谓的“酒神精神“的一面。但在和性紧密相连的“色”之中，却借匪的眼光和视角传统出某种传统文人的心态。

　　二、女人

　　在民国时期的匪盗小说中因为不涉及到匪与性的关系，所以几乎没有具有性意识的女性角色。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和匪有关的一切都是丑恶的，象蝴蝶迷和许大马棒的“那堆破事”除了淫荡和丑陋的意识形态标签，并不具有更多的可解读性。那么在新时期的匪盗小说中，性和女人的面目是怎样的呢?

　　在贾平凹的匪盗想象中，女人通常都是妖艳狐媚，心却率直缠绵，性是把这群大胆率真的男男女女聚拢到一起的纽带。贾平凹借这些奇人轶事描写了许多极端的性格，铺陈出迷离眩目的故事，这些故事具有历史感和蛮荒美，同时又充满了浓厚的地域民风色彩。

　　“我写作的时候，是出于人的本性，出于一个男人的本性，所张扬的是一个本质的天然的女人”[viii]。贾平凹坦陈自己是从男性意识的角度表现本质天然的女性。他的小说里充满了从男性主人公的视角对于女性美的赞美。这种赞美和《红楼梦》中对于女性的赞美不一样，如果以灵与肉来区分，更多的是对女性肉的层面的赞美，也就是身体散发的色之美。值得商榷的是，他的视角是否能完全代表男性，而表现的女性又何种程度的具有纯粹天然的女人性。

　　在又一个炎热的中午，女人洗罢了澡来到楼室，头发蓬松地披在后肩，没有穿紧身的长袍而是短袖和裙子，露出了玉白的小腿和胳膊，甚至那没有扣起领而自自然然半遮半显的一截脖根，最是那一朵才摘下的沾满了水珠的玫瑰，让他看见，也见了插着玫瑰的那一处丰满异常的胸位了。(《白朗》)

　　咫尺之间，尤物一腿微屈，一腿提起，弓弓窄窄的一只小脚恰恰点地，将印花围裙系着的一件桃红旗袍裹弄得了美美妙妙的弯曲。(《晚雨》)

　　作者对女性的描写中有很多肉的意象和身体部位的意象，包括脖子、小腿、胳膊，还有男权社会旧式男性文人的最爱—小脚。在性与生殖目的相对分离后，女性价值就主要体现在所谓“女性美”上面。“女性美”究其本质，是对男性性审美欲求的迎合。它主要表现在面貌美和体态美两方面。因此对于女性美的描写中，作者的审美趣味里释放着男性性审美的欲求，但这种欲求似乎不脱旧式男性文人的趣味，区别在于：这里的肉感不断释放的情欲气息，是生命欲求的一种象征。只不过，这种富于挑逗意味的女性之美并不能反映女主人公本身对于生命欲望的追求和表达。她们仍然是被动地展示在男性的眼光中，而不是主体的内在欲求的展现。她们成为点燃土匪们内心欲望、张扬生命强力的原始动力。《美穴地》中姚家长工苟百都正是在姚家四姨太的艳色压迫下，横心上山为匪。

　　女性怎样的美才会移人，也就是点燃男性的欲望，甚至是“匪性”呢?

　　天鉴说：“仅是美色并不能移人，城西头绢丝店里有绢做的美女，颜色较王娘胜十倍，我去看了怎不害相思?美女能不能移人，在媚态二字，媚态在人身上，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王娘正是这般女子，一见即令人思之不解自己，才舍命以图你哩!”(《晚雨》)

　　这一段冒充知县的土匪天鉴所说的女人经，更象是从明清小说中抄来的文人秀才对女人的评头论足，无论如何也不像是杀人劫货的土匪对女人的心得。作者自己也觉得土匪说这话太不像，但又实在想表明对于女人之美的高明看法，于是让做了官的天鉴向王娘解释是从书里看到的。显然小说里对于女性美的欣赏不是属于土匪的，而是属于文人贾平凹的。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红楼梦》中个个女子的美各有不同，而在贾平凹的匪盗小说中，女性只有类型特征，而并不个性化，因为不具有主体性。单从对于女性情欲的表现上看，贾平凹如此陈旧的男性意识，使他远远不能和四十年代写《饥饿的郭素娥》的路翎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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