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的正统文学意识中，性爱是表现的禁区。在新时期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时代氛围下，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中正视性和欲，而借匪盗想象来建构一种新型的色语，表达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是匪盗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土匪、性以及女人成为了一个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的组合。可是匪性意识虽有张扬、自由的一面，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却是其根基所在,作家们具有的传统文人趣味也值得怀疑。我们不能指望在对匪性的张扬中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性欲观念革命以及女性意识的解放。

　　关键词： 匪盗题材 农民性 匪性

　　正文:中国的正统文学意识中，性爱是表现的禁区。历史文化中的性总是处于被压抑或者被贬斥的状态，所谓“万恶淫为首”，在礼教文化中性与欲就是一种罪恶，遑论它作为原始生命力的创造性了。在古典的匪盗小说《水浒传》中，性就是被作为不齿的罪恶和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从肉体上对所谓淫妇的消灭成为了塑造绿林英雄的标准之一。

　　在性别观念上的狭隘性就是《水浒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水浒》中通行的“人”或“个人”的概念，完全没有女性在内。由于对性爱持强烈的反对与排斥态度;又由于作者将性爱与女性划等号，使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处理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水浒》中的所有具有性特征和性意识的女性都是红颜祸水，下场悲惨。

　　性爱主题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禁区，“革命历史小说以排斥爱情生活来维持革命的清教徒式的纯洁和崇高”[i]，意识形态中的禁欲倾向非常明显，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往往以“合理”甚至“正义”的面目出现，构成对正常“人性”的贬抑。在新时期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时代氛围下文学对性爱、情欲的表达无疑是一种具有勇气的挑战旧有观念的姿态。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中正视性和欲，并且体现在小说的主题之中。而借匪盗想象来建构一种新型的色语，表达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是匪盗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土匪、性以及女人成为了一个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的组合。

　　需要首先认识的是，在真实的民国土匪世界中并没有女性存在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土匪世界是强人的世界，女人天生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她们无法从事这一行当，还因为在土匪文化中，女人是一个禁忌，很可能和对于女性性活力的畏惧有关系。“其实在中国传统的英雄豪杰中，禁止强奸妇女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惧怕女人的‘阴气’会带来厄运，而不是出于真正尊重妇女的考虑。[ii]”这种禁忌，从其根源说，还是受到农民的道德观念中对女性的贬抑、对性爱排斥的影响。因此它影响到文学对于女人和性的表现，则是充满贬抑和排斥色彩的。

　　然而到了新时期的土匪叙事中，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进入新时期后的匪盗小说多借匪表达了作家们自身对于历史、文化和人性层面的思考。在构建土匪叙事的视界中，作家们发掘了民间历史的存在(《红高梁家族》)，对历史进行深度思考(陈忠实的《白鹿原》)，展现地方风俗文化的生命活力(比如象河南作家田中禾的《匪首》)，以及复杂人性的真相(《黑风景》)。性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生命体验，同时又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内容，对性的表现呼应着新时期以来对于人性表达和思想解放的诉求。于是性在匪的想象中被予以重新审视，便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蕴含。

　　女性开始被纳入到匪盗叙事中，和匪共同构成了奇艳的风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匪事》集中的数个中短篇小说，尤凤伟的“石门”系列也是从两性关系角度建构的土匪叙事。土匪、女人和性构成了这些土匪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地方。

　　一、性

　　匪盗想象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民族生命强力的呼唤即蕴含着性的解放诉求。性是原始生命力的体现，“在正常情况下，原始生命力是一种向对方拓展，依靠性来增强生命，投入创造和文明的内在动力。……它是一种确证我们自身价值的方式。[iii]”新时期以后中国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充满了民族振兴的危机意识，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对自我主体性的建构愿望。而性是主体性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罗洛梅所言，性是一种确证我们自身价值的方式。

　　土匪和女人似乎总能让人联想到浪漫和传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土匪和女人之间的性上升到了对于民族生命强力的张扬高度。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梁地的野合写得壮美而野性十足，以性爱的张扬喻示了他们所拥有的壮伟民间力量。这个时候的性欲被赋予了壮美的色彩，和民族叙事这样的宏大主题站在了一起，具有前所未有的崇高之美。但显然这是一种被赋予了浓厚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的色语。

　　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懔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苫与狂欢的结晶。

　　新嫁娘和轿夫在高梁地的私通因为新娘的丈夫不仅有钱而且是麻风病患者而获得了叙述上的道德同情和认可。他们的野合成了对于礼法的蔑视，对于传统的挑战。不仅如此在《红高粱》中，生活在现实中的叙述人“我”以当下的伦理观念将“我奶奶”干脆标榜为个性解放的先驱，女权主义的典范。但所以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轿夫余占鳖私通了新嫁娘、杀了她的夫家父子二人后便上山为匪了。

　　正是小说中浓厚的匪性意识的张扬(那一片充满生命活力的红高梁野地就是这种民间匪性的象喻)，使对于新嫁娘和轿夫的道德约束被消解于无形，连我奶奶也成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只因为“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

　　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红高梁家族》)

　　这样看来，匪盗想象中的性对于传统规范的大胆僭越似乎是得益于这种“强盗逻辑”，讲求无所拘束、痛快人生的匪性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带来了“女性的解放”和“性的解放”。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没有民族大义、抗日救国这样的崇高道德的价值支撑，女人和性僭越传统的张扬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更可能是因为我奶奶是抗日英雄，而对于她的其他方面予以道德上的宽容，否则作为后人的叙述人也无需给“我奶奶”头上弄一串英雄、先驱、典范这样空洞的牌坊似的称号了。因此被拔高的性实际上和被贬抑的性同样的不真实。 进一步说，可以怀疑作者是否有着对于民间匪性所体现的原始生命强力寄望太甚，以至于忽略了它的污秽黑暗而有意拔高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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