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海禁大开，海防形势异常严峻，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海防建设一方面任务异常复杂艰巨，另方面却要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意无意制造的重重阻碍与困难。 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自强。列强侵略接踵而至，万里海疆频频告急，触发了海防抗争的风起云涌，随着民族战争依次爆发，海防爱国主义在近代反侵略抗争中首当其冲，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 “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关系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10]正是这紧张严峻海防形势、脆弱如卵的海防安全和一再失败的海防斗争，给国人上了最生动直观的海权启蒙课，极大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加速了民族觉醒，令 “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成为时代的呼声。中国人民在海防建设和海防抗争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爱国主义高潮，中国社会在海防危机的推动和爱国主义的牵引下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变革。如果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的早期阶段的话，那么此阶段的核心贡献有两点：一是确立了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基本旋律;二是提出了学习西方的爱国主义正确方向。 “船炮水军万不可少”呼唤创建近代海军 近代海军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集中体现。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近代海军，两次鸦片战争中，抵御西方近代海军主要靠旧式水师和海防炮台。晚清水师是封建农耕经济的产物，是中国封建主义衰落时期生产力的体现。《清史稿》中记载，在建设目标上“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在指挥体制上“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11]，在舰船质量上“木质旧船不敌外洋战船之坚利”[12]，在作战效能上“新造之船，亦止备内河巡缉，难于海上冲锋”[13]。当时的西洋人评价到，中国“水师船遇西洋并无军器之商船，尚抵挡不住，何况兵船”[14]。下例颇能反映旧式水师与近代海军的差距：1841年底，鉴于英军主力北上浙江，道光帝谕令靖逆将军奕山趁机“进兵收复香港”，并指责奕山“袖手坐视, 隐忍苟安, 不图攻剿之谋, 只为退缩之计, 老师糜饷, 是诚何心!”[15]翌年初道光再次下令严饬奕山等“及时进兵，收复香港”，并警告“若复观望迟延，拥兵株守”，“傥仍自甘庸懦，置若罔闻”，则“朕惟有执法从事，不稍贷也”[16]。此种情况下奕山只得老实答道：“水师例修之船, 止可捕盗, 不能御夷”[17]。

　　近代中国以林则徐、魏源为早期代表的爱国主义者，在海防前线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勇于承认中国海防力量与英国海军的差距，并为缩小这种差距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林则徐坚决主张抵御外侮，并身体力行地向西方学习。在广东抗英期间，他提倡和鼓励购置西式武器并加以研究和仿造，曾组织编译有关西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购买了英国兵船“甘米利治”(Cambridge)号，还购买了两艘帆舰和一艘小火轮，又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18]。据魏源记载，“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 [19]。林则徐虽非学习西方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把学习西方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紧密结合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一代风气之先，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岭南地区一度出现了购置、仿制西式武器的海防爱国运动浪潮，并波及到了同处抗英战争前线的江浙、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闽浙总督邓廷桢在厦门创设船厂，仿照西船建造了一艘300 吨的快速夹板船。不少爱国官绅激于保国卫乡的抗敌义愤, 自动捐资造船。如在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 广州盐茶商、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批验所大使长庆和广州知府易长华等纷纷模仿夷船式样捐造战船。当时有西方人见到了仿制船只，记述道：“1840年4月25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20]晋江监生丁拱辰还研究了蒸汽机的原理及其应用, 制成一台长4 尺2 寸、宽1 尺1寸的小火轮模型,“放入内河驶之, 其行颇疾。”歙县人郑复光在丁拱辰模型图的基础上写成《火轮船图说》, 研究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另外，佛山的军工厂采用了许多西方造炮技术，在加工工艺、瞄准仪器、炮弹种类、发火装置、炮座、火药配比等技术上进行了模仿和改进。潘仕成和大城知县高邦哲还分别制成水雷并进行了实验。

　　明知道光皇帝已倾向和议，弛禁派转居上风，谈论创建“船炮水军”触犯忌讳，林则徐致函怡良表达了冒颜创议海军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他以海防“大局”重于一己“微躯”的爱国境界。他说：创建近代海军“此事措置之方，实关大局，贱子于一身荣辱祸福，早不敢计，只求无伤国体，可儆后来，微躯顶踵捐糜，亦所不惜。至船炮乃不可不造之件，今读邸报，更切心寒。贱性不识时宜，恐不免续上辞官表以陈此一节耳。”[21] 1840年9月24日，林则徐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正式提出创建近代海军的主张。奏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2]，却被道光皇帝硃批为“—片胡言”。六天后，降旨将林则徐交部严加议处。又过五天，革去林则徐的两广总督职务。在革职留粤期间，林则徐继续向奕山建议;“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23]。当然，他的这一建议仍被束之高阁。

　　在效力东河期间，林则徐还分析过海军机动性的重要：英国海军“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今所向无不披靡, 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 是逆夷到一城邑, 可取则取, 即不可取, 亦不过扬帆舍去, 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 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而且对各地清军征调频仍，“非徒无益，盖远调则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愈惰”，结果只能是“以出师为搪塞差事，安有斗心?……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而朝庭例费之多，各营津贴之苦，沿途供应之疲，里下车马之累，言之可胜太息乎!”鉴于此，他总结到：“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 [24]

　　即使在受遣远戍途中，林则徐仍怀一颗忧国赤心，不仅关切时事，“焦愤填胸”、“忧心如焚”，且能忍辱筹策，研判敌我情势对比，总结海防得失利弊，在反思探索中进一步认识到，英国海军强大的机动性能和优势火力，使中国旧式水师、海防炮台和岸防陆军都无法满足反侵略的需要，进而提出建立“船炮水军”的设想。他认为“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 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已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中国“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如何能胜?针对“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之说，他驳斥到：从机动性上看，“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从火力上看，“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因此他主张引进西方的“良器”，学习西方的“熟技”，否则“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25]，呼吁“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6]，“师敌之长技以制敌”[27]，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抵御外侮。林则徐一再强调海防斗争中“船炮水军万不可少”[28] ，海防建设要以英国海军为参照物，起码要“有船有炮, 水军主之, 往来海中追奔逐北, 彼所能往者, 我亦能往”[29]，其构想如下：“有大船百只, 中小船半之, 大小炮千位, 水军五千, 舵工水手一千, 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30]这是中国倡建近代海军的最早设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指明海防爱国主义方向 曾参加过鸦片战争浙东抗英的魏源，战后苦心研究如何抵御和战胜列强侵略。他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历经十余年之艰苦努力，几经扩版，增补编撰成长达百卷的《海国图志》，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此书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并称“攘剔”外敌，“奋武”海防，“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31]。他在书中饱含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地总结反思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勇于承认先进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32]，主张通过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33]，以期达到“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34]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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