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应考虑到的是，清廷对喀尔喀首领中的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硕雷汗及二楚虎尔和右翼的鄂木布额尔德尼、巴勒布冰图等人都曾采取过敌对措施。笔者推测，因右翼所据地方较远，清廷无力征伐之外，在左翼中除了二楚尔之外，在此提到的其他三个首领或上书或朝贡都曾表现出商议解决冲突的意思，但没有发现二楚虎尔上书或朝贡清朝的史料表现。正因如此，战争的矛头可能指向了他们。

　　十一月庚申，“摄政王军次席巴尔台。是日，吴喇忒、土默特、四子等部落王、公、固山额真等各率兵来会，王宴劳之。”[13]清廷出兵和外藩蒙古各旗兵会合一同征战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这次多尔衮召集吴喇忒、土默特、四子等部落的兵丁，其部落的游牧地都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距离清军路过的地方较近。

　　“癸酉，摄政王军至喀吞布喇克地方，遣四子部落固山额真布内率侍卫什长阿育锡等前往侦探，回报空戈尔峨木布地方见有敌踪，失实，下诸大臣议。布内自引错悮之咎，拟解固山额真任，籍牲畜之半，侍卫等各革职，鞭责，启入。王以布内屡立军功，且既引咎，与众官无涉，俱免罪。”[14]因四子部落距喀尔喀土谢图汗等部较近，因而派其固山额真等人前去侦探，但他们提供的是假情报，影响了清军下一步的行动。“甲戌，摄政王自喀吞布喇克旋师。”[15]至此，多尔衮未能实现的喀尔喀征伐只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戛然而止，最终未果。十二月丁未，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还北京。

　　有关这次出兵到达的地方，《清实录》和《东华录》等史书只记下席巴尔台、喀吞布喇克、空戈尔峨木布等三处蒙古地名。因蒙古地方称作sibartai即席巴尔台的地方较多，先查看称为katun bulaγ即喀吞布喇克的地方。但遗憾的是，清军可能路过的内蒙古中部地区笔者没有发现这一名称的地方。进一步查找后发现，在达尔湖西边有个地方叫“奎屯布喇克(küiten bulaγ，蒙古语，意为冷泉)”，崇德三年皇太极前去准备征伐扎萨克图汗时也路过此地。[16]笔者以为此处《实录》所写“喀吞布喇克的”就是“奎屯布喇克”的误写。奎屯布喇克，又作“奎腾布喇克” 或“魁屯布喇克”。康熙年间，在蒙古地方铺设驿站时，奎屯布喇克是独石口驿站路线上的一站。那么，席巴尔台指得应该是克什克腾旗境内的席巴尔台河附近的地名了。据《蒙古游牧记》载：“(克什克腾)旗北五十里有白河，蒙古名阿鲁察罕，源出岳碧尔山，西流会塔里齐河，二百六十里，有土河，蒙古名西巴尔台，源出木叶山，东流会木锡夏河、黑河、哈尔达苏台河，东南入潢河。”[17]“西巴尔台”和“席巴尔台”是同一蒙古语地名的不同汉译。另外，“空戈尔峨木布”应该是“空戈尔峨布(或可译空戈尔鄂博)qongγor obuγ-a”，清代所记蒙古地名错讹较多，不足为奇。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画的克什克腾旗地图上这一地名标得很清楚，汉译写成“黄霍尔鄂伯”，地处在克旗与乌珠穆沁交接处。[18]

　　通过以上地名的考证可以知道，多尔衮这次出兵至克什克腾北部地区就返回了，远没有达到作为目的地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分析多尔衮撤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谎报军情引起。因为打击蒙古兵难度较大，没有准确无误的军事情报是很难进入喀尔喀腹地的，其中军队的后勤供应最为困难，军队在蒙古地方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多尔衮元妃患病之故。因为多尔衮返京后不久，这一妃子就去世了。这两种可能或单独或一起为多尔衮的回兵提供了理由。

　　多尔衮执政时期，在与喀尔喀的关系中，采取得是以武力为主的恩威并施政策。清廷以武力威慑的同时也采取了有限制的通贡贸易政策。多尔衮返回北京后修订原来的贸易法令，制订了更为严厉的对喀尔喀贸易政策。顺治七年(1650)二月乙酉，“谕户、兵二部，自今以后，喀尔喀、厄鲁特从边外前来，凡章京以下，披甲兵以上，若无驼只马匹，有愿买者，每一次止准买一匹，有违例多买者，所买之马入官，问以应得之罪。若有自己不买，包揽他人，顶己名买者，二人俱问应得之罪，所买之马入官。每旗选章京二员监视买卖。即令此二章京于各旗牛录及拨什库，将买马人姓名汇造清册一本，送户部照验，一本自收备察。卖马处所，执册呼名放入，不许强占预记，违者，章京照职罚银，兵丁照例鞭责。一应贩子、买卖人及不系披甲者，概不许买喀尔喀、厄鲁特驼马，犯者鞭一百，驼马入官。居庸关以内，一应官吏、军民人等，俱不许沿途迎买，著差官役搜察，如有被获者，即缚解至京，以贼律问罪。所差官役，如有私买及通同纵买者，亦按贼律问罪，著严行晓谕。”[19]这种法令意味着对喀尔喀的经济制裁，其目的无非是迫使喀尔喀顺服甚至归附清朝。

　　但是，这些似乎并不意味着多尔衮放弃了武力征讨的政策。顺治七年夏四月乙未，清廷遣侍卫舒尔虎纳克等往谕厄鲁特台吉鄂齐尔图时说，“朕遂遣使同往谕之，饬彼(指喀尔喀——作者)还二楚虎儿所掠巴林牲畜，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侵犯之罪，及巴尔布冰图擅入土默特杀掠之罪，并还所掠人畜，令其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然后罢兵息战，永通和好，违则必行征讨。尔等既已效顺，倘朕再征喀尔喀，尔不得与之通好，尔其思之。”[20]如此肯定的口气表明在多尔衮掌握实权时，其对喀尔喀武力威慑政策基本未变。

　　多尔衮的征讨行动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一行动也发挥了作用，这可以从第二年即顺治七年(1650)以后清朝和喀尔喀关系的微妙变化中窥见一二。

　　《内阁堂档》记下了顺治七年十月来到北京的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鄂木布额尔德尼及二楚虎尔等派遣前来的由三台吉和五十五名臣组成的使者团。这不是一般的进贡者，是顺从清廷的要求，喀尔喀各首领派出的高规格的进贡使团。[21]这与他们以往的表现明显不同。应该说是清朝武力威慑的作用吧。

　　使团返回时，顺治帝信：“今尔等如欲复通盟好，尔以表来，我以敕往，二楚虎尔所掠巴林牲畜如数偿我，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侵犯之罪，并赎巴尔冰图擅入土默特杀掠之罪。嗣后，尔等如欲罢兵永通和好，尔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欲和则和，倘有一、二固山贝子不愿和好，自与尔诸贝子愿和好者无与，如我问罪于彼，尔亦不得相助，其修好诸贝子，宜照定例，每年各按旗进贡一次，每旗下贝子合进驼一只、马八匹，遣大臣朝见，朕亦照定例赏赉。此外遣使贸易，各从其便。尔等如遵朕命，则尔众贝子可遣大臣来朝，否则毋遣。”[22]从这封信我们看到，虽然有前提，但清廷还是发出了和平的信号。清朝的做法也开始改变了。

　　如上所述，顺治六年摄政王多尔衮亲自策划和领导的两次征讨喀尔喀的计划终究都未果，也很少有史书记述和流传这一事件。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和喀喀尔喀发生联系以后，征服喀尔喀成为清廷的既定目标。当然，其政策和手段有所变化，多尔衮执政后期对喀尔喀的政策上采取了以武力威慑给予压力的政策。但出兵的第二年即顺治七年权倾一时的执政王多尔衮去逝，从这一时段开始清朝与喀尔喀关系发生较大的转变，清朝不再以武力相威慑，双方的对抗也随之结束，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清朝越来越有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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