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福建厦门的大海堤上,北望侨乡同安县集美镇,在背靠丛山、面向大海的腹地里,有一幢幢红瓦白墙的楼房建筑群,那就是闻名海内外的集美学村,数以千计的闽南人民和华侨子弟,在这里享受着免费就读的学习生活。学村西首离大海不远,还有一座建筑,飞檐画栋,绿瓦粉墙,那就是“归来堂”,是党和国家按照已故的华侨实业家陈嘉庚先生的生前遗愿建造的。它象征着一个目光炯炯、意志刚强的老人,兀立在大海之滨,盼望着海外侨胞归来。
“归来堂”的面积并不大,仅占地二千多平方米,而它的立意却颇能给人深思。内部建筑有一个大厅和两排厢房。大厅正中塑有陈嘉庚先生雕像,像后的正面墙壁上悬挂着先生和他夫人的画像。厢房有会客室和卧室,备有各种起居用具,是先生为他的子孙后代日后归国居留之用。“归来堂”的入口处,一幅楠木黑漆屏风引入注目,屏风上有前福建省文史馆馆长陈培锟题写的《归来堂记》,全文五百余字,概述了先生一生经商爱国的业绩和建造“归来堂”的目的。每一个来这里游览观瞻的游子,读了这篇短文,莫不从心底里对先生的爱国之枕感到无限的敬意和钦佩。
倾家办学 百折不挠
1873年,陈嘉庚先生诞生于福建省泉州地区同安县集美村。17岁那年,他随父去新加坡学艺经商。当时,祖国尚在清皇朝的封建统治下,统治阶级对内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他深深感到痛苦和耻辱,心底里燃烧着一股强烈的爱国思念。他一面经商,积累资产,一面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以自己的积蓄资助孙中山奔走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回到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办学。先是办小学。可是选个校址很困难,他用了二千块银元买得一口废弃池塘,填土建校,才办起第一所集美小学。
有了学校,还得有师资,可是当时的集美村贫瘠偏僻,聘请师资十分困难。由于他商务缠身,便请他的胞弟回国专任聘请老师的工作。他深深感到师资人材的缺乏,是影响教育事业不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于是,他决心献出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七千英亩橡胶园和一百五十万平方尺的店屋和货栈地皮,作为在集美创办学村的基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在集美先后兴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幼稚师范、女子师范、乡村师范和商业、航海、水产、农林等专业学校,还为此附设了医院、图书馆、体育馆。每年有一万多名来自闽南地区和海外的学生可以免费入学,师范生还可免费食宿。当时,闽南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一般都是一日三餐粥,他为了保证学生的体制,向学生提供每日两饭一粥。
学生毕业后还要深造,当时建设没有一所大学。在他1919年又邀集海内外知名之士,在集美的对岸厦门岛上筹办了厦门大学,他一个人便出资四百万元,并且亲自参加学校的设计施工。大学建成,他又延请了国内著名学者鲁迅、王亚南、卢嘉锡等来这里任教。厦门大学就这样开始为祖国培养各类建设人材,并闻名于海内外。
陈嘉庚先生的办学精神是十分坚毅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先生的工商业也遭到严重的冲击,连连亏损,向银行借款,银行不同意。好心的朋友劝他放弃办学,他坚决表示:公司可以停业,厂店可以关闭,学校一定办下去。当时,他在公司里拿一千元一月的薪俸,而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每月开支需要三万元。他咬紧牙关变卖产业,倾家办学,不欠教职员工一元薪俸,并且做到接时发放。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陈嘉庚先生身在海外,长于经商,而对祖国兴亡,至为关切。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驻守在上海中吴淞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配合下,进行了浴血奋战。一天,军长蔡廷锴收到来自南洋汇到的一笔巨款,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这笔巨款的汇款人就是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又立即组织南洋华侨筹组《赈救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支援祖国全面抗战。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的副总载汪精卫主张对日和谈,消息传至新加坡,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很快收到一封反对和谈的电报,内容是:“敌人未退出国土前谈和平,即以汉奸论。”这份电报也是陈嘉庚先生拍来的。1940年,先生亲自率领南洋华侨总会慰劳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当他到了重庆和大后方视察后,耳闻目睹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深深感到失望和愤懑。当他从厦大和集美学校师生口中听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坚决抗日的事迹,他便排除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到延安慰问。他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热情接见。他非常赞赏延安的政治清明,士气旺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抗日。他返回新加坡后,便向侨胞直言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不久,日军侵占了新加坡,陈嘉庚先生秘密出走,隐居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直至日军投降,他才回到新加坡。当地华侨五百个社团为他的安全归来开会庆祝,重庆也举行了同样的庆祝会,毛泽东同志特地写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赠给陈嘉庚先生,表彰了他的光辉爱国事迹。
晚年归国 倾心建设
1949年,全国解放的胜利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欢欣鼓舞,那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当他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邀请信,便只身启程归国,决心把自己的晚年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到北京不久,他便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主席,1950年,他向国家提出修建鹰厦铁路,开发福建资源等建议,都为国家所接受。
尽管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村的几十所学校,早在战前就献归国有,可他要把学校办好的决心。并不因年事已高而松懈斗志。公余之暇,他常拄着手杖赶到学校工地巡视,人们请他多休息,他也不肯,他坚持要按筹建厦大时的心愿办校、治国,“民心未死,国脉犹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决无甘心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孙子。”短短几句话,充分表达了老人的满腔爱国热情。1961年8月,老人八十八岁,因眼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间!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华侨实业家,论他的家财,说他是个“千万富翁”也不过份。但他并不以此自傲或沉浸于纸醉金迷生活之中,他生平认为“金钱如肥料,撒播才有用”,把一生所得的资产几乎全部投入爱国事业上,其中绝大部分用在教育方面。他逝世的时候,在国内银行还存有三百万元,这笔存款一个钱也不分给子孙。在他的遗嘱里却规定:捐五十万作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用,五十万元充作集美学校福利基金,其余二百万仍然用来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建筑校舍之用。他为了鼓励子孙回国升学,规定每月可以从集美福利基金支取二十元补助费,如果日后有了工作,应该如数归还福利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