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4] “送来”的东西是否有生命力,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需要国人的认真分析、整合,有选择性的为我所用。亦即需要一种“拿来主义“精神。鲁迅在文中分析中国民众之所以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拿来”之后就顾虑重重,左思右盼,因为这是“孱头”、“昏蛋”和“废物”的表现。对于“占有”的东西,还得“挑选”。在文中,鲁迅以“鱼翅”、“鸦片”“烟具”的不合理运用为例,精辟地阐明了分析、整合,选择利用的重要性。看见鱼翅,也可以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要想到它的药用功效;至于烟枪和烟灯,虽也可以“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至于纯属糟粕一类的东西,则要敢于大胆舍弃,比如“姨太太”。当然,“拿来主义”的选择性价值并不仅仅于此。
再次,“拿来”之后需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这也是它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鲁迅也曾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中写道:“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发展才有希望。”
[5]这就充分说明了“拿来”之后还得继往开来,超越创新。鲁迅在文中有选择性的对“鱼翅”、“鸦片”、“烟具”、“姨太太”等例的处理,绝非就事论事,而是引喻设譬,具有极为深刻的象征意义。学界一般认为,鲁迅拿来“鱼翅”、“鸦片”、“烟具”、“姨太太”为文章服务的深层意义在于:鱼翅象征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鸦片象征文化遗产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东西,烟具象征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姨太太则象征纯粹的糟粕。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全盘否定?全盘接受?消极逃避?还是辨正吸收?鲁迅的回答是,“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是一种极具创新意识、极具超越意识,极富辩证艺术色彩的回答。这种创新、超越和辩证的艺术手法在文章的其他部分也有所体现,如文中的“大宅子”象征了传统文化遗产,孱头象征着愚弱无能、害怕继承、拒绝鉴赏的一类人;昏蛋象征了头脑发热,不分好坏、盲目排斥、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者;废物则象征了失去自立能力,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者。以上提及角色则既有顽固不化的封建遗老,又有为虎作伥的右翼文人,更有摇摆不定的知识青年和虚无好胜的左倾分子。鲁迅并没有将他们“一棒子打死”,相反,则以谆谆道理,教导民众:学会自爱、自知,学会选择、分析,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文尾进一步点明主旨:“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总之,“拿来主义”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拿来”,其的目的在于为了启发国民心智,为了不至于落后挨打,为了正确地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应该有选择、有意识地加以辩证思考和综合利用,并企及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超越。
参考文献:[1]鲁迅著《鲁迅全集·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第669页。
[2]、[3]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著,徐江主编《尼采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18页。
[4]徐行言、程金城著《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页。
[5] 鲁迅著《鲁迅全集·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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