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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拿来主义》一文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一般认为，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一篇讨论处理中外文化遗产问题的杂文。其笔法之犀利，用词之尖锐，象征意义之深刻在鲁迅杂文中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拿来主义”的“拿来”一词具有鲜明的选择性意义。亦即什么该拿来，什么不该拿来。本文即着手从“拿来主义”这一具有选择性意义出发，深入探析拿来主义的意义生成及其“选择性”价值的具体体现。
一、“拿来主义”的意义生成
《拿来主义》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肆虐侵略我国华北地区，英美等帝国主义也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在国内，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一方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愚民政策，加紧围剿共产党，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华大地，白骨遍野，满目疮痍；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出卖民族利益，讨好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奉行着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英美帝国主义一方面，趁火打劫，肆意践踏我国领土主权，疯狂掠夺我国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又欲图以“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为中心，利用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和垃圾来腐化中国人民的内心世界。国民党反动政府更是内外勾结，内结封建军阀，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劳苦大众；外媚帝国主义，并源源不断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拱手相让，“殷勤”送去。英美帝国主义更是推崇“礼尚往来”，并将鸦片、枪炮以及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批量倾销到中国。这“一去一来”使中国的殖民化更为严重。不但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皆面临着被奴役或被消亡的凄惨结局。
“送去主义”使中国人民成了彻彻底底的顺民，“送来主义”使中国人民成了浑浑噩噩的愚民。鲁迅曾经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1933）一文中写道：“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1]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统治政策，便是这种愚民政策“效果的遗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鸦片香粉等或有用或无用的东西一股脑地遍及中国大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政策，更使国民望而生寒。于是，一方面，见惯了帝国主义卖弄伎俩的中国人民有了一种不自觉的排外意识；另一方面，见惯了“血的事实”的中国人民变得愚钝麻木，他们对世事纷繁有特别强的抗体，他们不愿意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送去，什么不该送去，什么该拿来，什么不该拿来。民族危机深重，国民意识麻木。愚昧和奴性统治了中国人的心灵。当时的上海文学界以《文学》杂志为核心，又掀起了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的热烈讨论，那些封建遗老们和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们或是“全盘肯定”，或是“全盘否定”。被诬称为“腻子贰臣”的文坛领袖鲁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两种极端看法的严重后果：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必然加深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则又会使民族文化一败涂地，毫无立足之地。为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质，为了揭示反动统治者的卖国丑行，鲁迅奋笔疾书，从什么叫拿来、为什么拿来、拿来怎么办等三个方面作出了系统性、选择性的分析，阐明了怎样正确地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拿来主义”因此而生成。
二、“拿来主义”的选择性价值体现
    鲁迅的“拿来主义”具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性”价值，“占有”是这种选择性价值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整合，有选择性的利用，是其具体表现；而对其选择的东西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则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拿来主义》一文正是在这几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和阐释。
首先，“拿来”是选择性价值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拿来主义”一文开篇就列举了“发扬国光”和“象征主义”两件“学艺上的”具有代表性的“送去”丑行，然后对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指出：“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为什么要拿来？鲁迅先抑后扬，采用反语的写作技巧，讽刺道：“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若是作为炫耀国威，那么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若是作为文化交流，那么当时的中国民众只是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对象，处于奴役身份的国民根本没有资格同帝国主义们平起平坐，大谈国术。倘若真有资本交流切磋，那也只是自吹自擂，形如阿Q般自欺欺人罢了。鲁迅在文中写道：“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尼采之死，源于精神分裂，根于自诩一味奉献，因为他毕竟不是太阳。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权力意志”说就一无是处了，鲁迅就曾深受其影响，但鲁迅明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尼采在《权力意志》一书中说道：“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与给他自己提出的义务以及他自己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正比。”^[2]鲁迅也在文中说道：“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权利和义务之间的正比关系正是拿来主义所提倡的重要依据。但近代史证明，中国民众被“拿来”吓怕了，他们畏首畏尾，不敢正视现实，他们总是自娱其乐于泱泱大国的天朝迷梦之中，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利己主义，他们缺乏自我认识，甚至不知自我为何物。他们善于表现一种“博爱”精神，然而这只是他们对“爱”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尼采认为，“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上当受骗的爱——有一种神圣的爱，它既蔑视又钟爱自己所爱的，既改造了，也提高了自己所爱的。”^[3]鲁迅批评国人正是一味地委身、一味地谦让、一味地上当受骗，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在充当救世主，在为“神圣的爱”而献身。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爱，为了真正自由和平等的爱，鲁迅也强调超人哲学中绝对的自由。以期呼唤民众的觉醒：“拿来”。
其次，“拿来”需要有选择性。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整合，有选择性地为我所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严家炎说过：“西方的种子到了东方的土地上，远不是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该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具体的条件和文学本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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