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民族灾难的沉痛题材时，能否再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就值得商榷。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历来被作为权衡一部作品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一般故事片的审美价值尚且不能游离于客观真实性之外而独立存在，作为严肃的战争题材，更不允许随心所欲地驰骋想像。背离历史写实主意原则的战争场景，哪怕再恢宏壮观，也没有生命力。

　　电影人崔卫平指出“电影《南京!南京!》如在虚拟时空中一般，无前史与上下文，影片预设一切，片中人物没有名字、没有经历。影片让我们难以还原历史本身残酷的起因与过程。” 针对影片，一个最简单但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敌对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赎”了，那么谁为战争中造成的破坏与灾难负责呢?”角川的形象不同于《现代启示录》中的柯兹上校与《全金属外壳》中的哈特曼中士。后者无疑都具备很高的军事素养，可一旦滥杀无辜，就丧失了军人的基本方向。而角川恰恰相反，令人难以信服地因为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而获得了理性。电影在透露出其锋芒的同时多少离开了对法西斯的揭露，而指向了抽象的人性和战争。

　　让我们重新翻看那短沉重的历史吧，认识日本军国者发动大屠杀时的行为动机：道尔在《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4] 中指出：战争中日本人的可怕的行为模式，都是“军阀”和“军事集团”的教导所致。通过将古老的神道信仰变成现代教化的武器，军国主义者使士兵头脑中充斥者“古老的噩梦”和“古老的仇恨”、“血腥的神话传说和异教的迷信”、“黑暗的过去的咒语”。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行为动机阐释最有名的当数OWI人情报成员、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里迪克特(Ruth.Benedict)分析：“同一个日本人在某些情景中可能是礼貌宽容的，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可能粗暴冷酷。关键取决与社会关系和个人在每个情景中的制定任务。”在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中，日本军人在战败后接受劳动改造时的情景也可支持此论点。《蝇王》作者英国作家戈尔丁对战争反思的结论是：战争悲剧来源更为深刻的原因来自人性内部。正是人自身内部被激发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恶，才有可能导致恐怖的现实。大卫.里恩的《桂河大桥》一片同样令人痛苦而雄辩地阐释了战争的荒谬和破坏力，尤其是战争对民族性格的扭曲，一如片中齐藤这一角色，拥有无比的民族优越感，需要压抑个人情感以换取民族的整体利益。只有这样的反思与认识才能避免人类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

　　或许陆川应该好好向两位犹太裔导演学习(《辛德勒名单》(斯皮尔伯格)和《钢琴师》(波兰斯基)。他们始终坚持一个立场和保持一个姿态，那就是以亡灵为准则，以亡灵的名义说话，见证苦难，而远非以避免狭隘民族主义为名借机歪曲。 我们应该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复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5]

　　[1]《南京!南京!》黑白世界的人性挣扎，大众电影，2009年第9期，14页： [2]张冰.《南京!南京!》：历史叙事中的困境，读书，2009年第9期，150页。 [3]刘小枫，《苦难记忆》——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收于《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34页。 [4]《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1版，188页 [5] 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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