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南京!南京!》中，导演陆川试图以黑白的画面、逼真的造型，表达人性的悖谬，体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在超越民族情感的立场上对反人道和反人性行为进行控诉，表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更普世的人类价值。但正因为秉持这样的创作理念，“在《南京!南京!》中，这惨绝人寰的历史一幕却第一次带给我们视觉的美感。……唐小妹在难民营叫孩子唱越剧，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纷纷翘起兰花指，跟着她依依呀呀地唱; 娃娃兵争分夺秒，在战火间隙拉起黄包车做游戏，童真在最窄的缝隙里也能生根发芽;劫后余生的小豆子走在山花烂漫的山坡上，吹起轻盈的蒲公英……”。[1] 导演希望得到的认可绝不可能是单向度的，需要与观众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但在这样的诗化影像中，在陆川导演本人破碎的历史观所反映的抽象人性里，观众不再对战争有切肤之痛，反而对这场民族灾难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

　　破碎的影像

　　陆川在其电脑里存储了超过20G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宣称做这个电影是想为30万死难者的每一张脸做传。“让这些脸留在历史上，这是我们朴素的想法。” [2] 导演本人承认：“我特想梳理出这场事件中一个合乎逻辑的各方因果关系，这样逐渐形成我的一点浅薄史观：拍出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中泉英雄(角川正雄的扮演者)也在谈到角色塑造时提到：“陆川导演在东京和我见面时，说这部电影想探讨的是人与人心里的关系。在破城之后的南京，通过一个在教会接受过教育的日本军人对这场战争和强奸、屠杀诸般暴行作出局外人般的思考，并为之纠结，最终崩溃，在发出活着也许比死更艰难的喟叹后自尽。”陆川坦言：“我并没有能力写一本关于人性的大书，把人性在战争中的状态整个清晰地梳理出来。我对这样的能力缺乏真正的自信。其实一个创造者是靠直觉来创作的，他不可能编好一套新闻搞。我就是梦到这场戏了。我觉得这样拍肯定有意义，我肯定不可能想得很明白将来对媒体怎么解释。”

　　《南京!南京!》的主旨也是其备受争议的地方正在于试图对战争本质与人性的本源做出导演自己所谓的探讨。这条关键的电影主线让陆川得到了“文化汉奸”的骂名，“商业消费国耻”、“道德绑架”、“艺术个人、艺术小集体的意识的过度解读和过度夸大”的声讨也接踵而至。有激进的批评者斥之为替侵略者开脱，荒谬地提出侵略者也是受害者这样的观点。批评者指出：角川爱上帝也好，爱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样能爱上和同情中国人，一视同仁地对中国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态度。电影力求避免脸谱化日本人和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但导演混乱的影像史观却让观众对这段苦难的历史产生了“疏离感”，一如刘小枫所指出的：“苦难记忆应该成为普遍的范畴，拯救的范畴。丧失了这一范畴，人的主体就会日益成为人本中心主义，人的主体存在就会日益成为没有记忆的智力和具有柔性功能的机器。”[3] 对于汉奸电影的骂名，陆川只能作出自己无力的回应：“另有一部南京题材电影(指《拉贝日记》)，通过渠道赎买、舆论绑架、政治谋杀等手段，在有意识煽动民族主义、网络愤青。”也许只有在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华表奖”与“金鸡奖”评选中《南京!南京!》颗粒无收的现实才可以让导演本人好好地反思出其中原因。

　　导演谈到：“我拍《南京!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正面、客观的反映70年前的事情。基于这个想法，我想把电影拍得公正客观，只有这种公正客观的东西才能走得更远，才能真正有机会影响到日本人。这是要输出一种更高级的精神理念，输出更高的一种关注和情怀。” “我们要和日本人直接对话，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听到这番话，让我想起了《靖国神社》在日本的禁映。这有充分理由让我们对陆川的这个美丽的愿望感到质疑。(注：日本自民党议员稻田朋美启用她作为国会议员的国政调查权，通过文化厅对电影《靖国神社》进行审查。致使2008年3月31日，原本计划上映纪录片《靖国神社》的影院全部取消上映。议员通过国政调查权来审查电影，在日本战电影史上前所未有。此前稻田朋美曾担任原告辩护律师，起诉《朝日新闻》等媒体和原“朝日”记者本多胜一关于侵华日军曾在南京展开“百人斩”杀人比赛的相关报道、著作违背事实、侵犯了当事人及其家属、遗属的名誉权)

　　影片有太多令人质疑的情节。高圆圆(姜淑云扮演者)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男性往往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我们在电影里隐约能表现出导演的一个想法，就是女性拯救男性。” “女性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女性有自己抵抗的方式。女性甚至可以是拯救者，那100个站出来作慰安妇的女人，某种程度上是在拯救南京城。” 对此有网友提出质疑：“当高圆圆声情并茂动员别人当慰安妇，这见事情如果真的如此伟大、如此崇高，那么她为什么不带头去作呢?”以女性的身体当作国家救赎、民族救赎或其他救赎的工具。这种创意本身便是荒谬不经的。关于 “祭祀”一节更是饱受争议，一如崔卫平在《黄腔顶板的<南京!南京!>一文中所指出的：“影片中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能量的积蓄，观众的悲愤所在(如电影开端部分，南京城沦陷，侵略者尽显凶恶残暴，无辜军民被驱赶至滚滚长江边，观众的情绪被带入高潮)，然而得到真正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

　　电影《南京!南京!》中，导演的创作思想在角川的视角下逐层剥离：战争成为了一场可以随意亵渎却不需要遵循任何规则的荒诞剧。人性在近乎变态的世界中一步步走向畸变。可我们要反问的是，导演在人性的立场上将历史打碎，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反省和“永久”的思索时，那些为抗战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他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信仰与正义存在呢?这样一种“人性善”的浪漫主义式的田园抒情，尤其经过战争之后，已变得索然寡味。如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行径”(Nach Auschwitz gibt es keine Gedichte mehr)也是同样的视野。

　　失真的历史

　　在文学作品《战争与和平》、《永别了武器》以及《太极旗飘扬》、《海岸线》、《实尾岛》等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对战争目标的高尚性与意义的怀疑。此类作品中，承受战争的主体，不再是民族、集体这样一些集合名词，而是个人。战争的重负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个人为之付出的身心创伤。基于此种认识，《南京!南京!》力图摆脱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非理性思维，通过对日本士兵心理挣扎的描写，对战争的荒谬性做出历史的拷问。并借此展现日本侵略军内部的一些生活实景和复杂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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