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禁忌   语言禁忌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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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要：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了各种语言禁忌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禁忌   语言禁忌   社会文化
 
“语言禁忌”是指人们对某些意义、词语的一种回避态度及委婉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存在于人类的各种语言当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文化特征，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无疑，语言是构成这一统一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看到，语言禁忌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学现象，它的确与社会文化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讲，它体现为一种间接的语言行为，是语言技巧性实际运用的一种方式。从社会层面上说，它又是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和民风民俗的具体体现。

• 语言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活动

禁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人们对某些言行的自我限制。它不仅来源于人们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而且也包含着人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礼俗。禁忌与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有密切联系。禁忌现象具有普遍性，大到一个民族，小至一个部落，都有各自的独特的禁忌言行。如果不加注意触犯了某种禁忌，就会受到惩罚，轻则造成误会，重则导致杀身之祸。麦哲伦在菲律宾群岛上遭到土著人的杀害，就是因为他触犯了土著人的禁忌。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在夏威夷群岛上也是因为触犯禁忌而丧生。
语言禁忌是诸多禁忌中的一种。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低下与征服自然力的不足，人们往往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不理解甚至是困惑、恐惧，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根源，睡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睡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一种迷信语言的力量之表现，是一种原始心理反映。
语言禁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活动，其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是社会通过禁忌对个体的言论进行导向，并通过语言禁忌造就人的价值和行为取向，从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消极的一面是，语言禁忌有时会成为恐惧、愚昧、迷信的产物。许多民族对妇女的禁忌，就降低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统治解阶级为了达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往往利用语言禁忌来愚弄人民。如对封建君王之名要避以国讳，便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手段。
二、语言禁忌与社会文化观念
语言禁忌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因为人们相信语言这种符号与它所代表的真实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的效应关系。因此，在某种事物需要避忌时，也就包括了从语言上的不提及。
1．忌死亡：最大的不吉莫过于死亡。因此，死字是必须忌讳的。从古至今，不知用了多少委婉的词语来表达这个忌讳。《礼曲礼》已规定了等级制度下的忌讳词：“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只有“庶民曰死”。这是因为统治者眼里，“礼不下庶人”，芸芸众生是无所谓的。除了上述的忌讳辞外，帝王死还有“遏密”，“谅阴”，“龙驭上宾”等等的委婉辞，上等人也有“鹤驾西归”、“归道山”、“神迁”、“瞌逝”、“捐馆”、“弃养”等等写不完的好听话。然而老百姓也是一条命，也忌讳讲死，也会创造出忌讳死的语言来代替，通俗点的就有“去了”、“故了”、“不在了”、“升天了”、“入土了”之类的代词，上海俗语则叫“翘辫子”。新式的忌讳辞则是“去见上帝了”，“去见马克思了”等，总之，忌讳说死这个不吉之辞。
由于迷信思想作祟，人们相信吉凶祸福是由命运安排的，由此产生了趋吉避凶的观念。与忌讳死相连，交际中还有一些忌讳，如送人的祝寿礼忌讳送时钟，因为谐音为“送终”。上海拘谨的老辈人探问病人不得送苹果，因为吴语中苹果与“病故”同音。又与忌讳死相连，棺材也要忌讳，要称“寿材”、“寿器”、“老屋”， 旧时代的大官，还称为秘器或东园秘器（东园是汉代官署，属少府，专司制造凶器，当然是只赐给大官的）。其他一切与丧事有关的也都忌讳直说，以免和死亡相连，如办丧事称“当大事”，服丧叫“守制”，官员们当然还有“丁忧”、“丁艰”之类的雅词。至于死亡纪念日称忌辰，则更明明白白地把忌讳点出来了。
死亡系由疾病导致，于是生病也不吉，也要忌讳。雅人的忌讳改说“欠安”、“不豫”、“抱恙”、“采薪之忧”、“为二竖所忧”等等。普通人则代以“不舒服”、“没力气”、“在吃糖汤”。后一语“糖汤”即药，是连药也忌讳直说了。
2．名字禁忌：中国最重要、最普遍的忌讳恐怕无过于避名讳了。李中生在《中国语言避讳习俗》中说，古时中国人认为，名字并非一般的语言符号，它具有某种超人的力量，人们的灵魂就附在名字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人的名字在原有的迷信观念的基础上，又增添可一层政治礼教色彩。一方面，朝廷、礼书对帝王之名、圣人之名、父祖之名作了各种避讳规定；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影响下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封建人生观又对名字的作用加以发挥，结果使得人的名字更具有某种神秘的甚至恐怖的力量。
在封建社会里，名字禁忌大致有五种：国讳、官讳、圣讳、家讳、恶人之讳。所谓国讳，主要是避讳皇帝本人及祖父之名。比如王嫱字昭君，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避讳，唐人行文用“代”代替“世”字，用“人”代替“民”字，观世音因此略称观音，民部改称“户部”。官讳指避讳达官贵人的名字。相传宋朝的田登，做了州官，非常忌讳别人触犯他的名讳。因此凡是与“登”同音的字，都不能说，而且要老百姓都避他的讳。由于这个缘故，举州皆呼点灯为点火。吏人书揭榜示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之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圣讳就是避开圣人的名字。圣讳既包括朝廷规定的圣人讳，也包括人们自发地为圣贤避讳。比如，孔子之名丘，老子之名耳，周公之名旦，孟子之名轲，皆为圣讳。家讳就是在日常言谈或行文用字时，要求回避父祖以及所有长辈的名字。俗话说：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就是这个道理。汉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布依族、藏族等许多民族的祖先崇拜习惯中都有这一类禁忌事项。鄂伦春族认为直呼祖先的名字是对祖先的不尊，恐触怒了祖先而降灾于子孙。汉族不论说写，都忌言及祖先与长辈的名字。司马迁写《史记》，因其父亲名“谈”，所以把古人名“谈”者一律改“同”；苏轼祖名“序”，作序改“叙”之类，可见家讳之严。时至今日，子女仍然禁直呼长辈的名字，与长辈名字相同或者同音的字也有所避讳。所谓避恶人讳，就是忌讳提及那些人们厌恶的名字。比如唐朝的安禄山，当时的皇帝唐肃宗讨厌此人，所以当时唐朝郡县有“安”字者几乎都被换掉。到了明朝初期，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厌恶元朝的统治，顾忌它卷土重来，所以把人们常用的“元来”一词改为“原来”，以避讳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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