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就是人类对星空的仰望与探寻。那浩瀚无际的星空，就是学术研究经常面对的纷繁复杂表象世界的隐喻。每一种知识探索，都是人类理性和求知欲的显现，都蕴含着真理的可能性，因而也都应该被肯定。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无疑也是人类整体知识探索的一部分，不同的探索形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18]

　　不过笔者还是相信，知识生产还是存在一定规律性的，相对合理的知识路径也还是存在的。正是基于笔者自认为“相对合理”的想象，本文提出从研究问题出发来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生产的论点。首先，笔者简单回溯了跨文化传播问题提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目的是想说明这个领域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需要的回应而产生的;然后，笔者对从学科层面整合跨文化传播知识生产的思路提出质疑，并对这种质疑作了两方面的论证，即不可能和没有必要。顺着这个思路，笔者以研究过程的图示为基础，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从研究问题出发进行整合更为合理。最后，以此为根据重新回到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在呈现四种现存的对研究主题不同分类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从研究问题出发建构跨文化传播“中层理论”的建议。

　　限于笔者学识和阅历，这种探讨肯定存在种种纰漏，一些论证也未必严密，甚至个别结论有夸大之处。所以，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本文，引起对跨文化传播研究问题本身的反思和讨论，在深入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注释： [1]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报》，2002年第6期 [2]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报》，2002年第6期 [3] 姜飞：《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三十年探讨(1978-2008)》，《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 [4]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1994年第1期 [5] 黄平：《全球化挑战与文化认同危机——几种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学术中华网站，2008年12月17日访问，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528 [6]《商务部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开放式发展道路》，中国政府网，2008年12月21日访问，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1220/10122584864.shtml [7]《2007年我国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4亿人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2008年12月21日访问，http://app.mps.gov.cn:9080/cenweb/brjlCenweb/jsp/common/article.jsp?infoid=ABC00000000000044538 [8] 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 [9] 姜飞：《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三十年探讨(1978-2008)》，《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 [10] 高永晨：《试论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1] 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p35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1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1994年第1期 [13]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1994年第1期 [14] 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年第1期 [15] 史安斌：《从“陌生人”到“世界公民”——跨文化传播学的演进和前景》，《对外大传播》2006年11月 [16]【美】保罗*A*萨缪尔森 著，高鸿业 译：《经济学》(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17] 姜飞：《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三十年探讨(1978-2008)》，《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 [18]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讲，就是“什么都行”(Any thing goes)，参见Paul Feyerabend：《反对方法》，转引自汉斯*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p148，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5月 [①] 本文统一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译为“跨文化传播”，特此说明 [②]如Jenny Thomas于1983年在Applied Linguistics发表的文章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中提出“语用失误”的概念; [③]如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所著《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 [④]此处的“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大致认可同一“范式”的研究群体。同一范式下的研究者，共享着方法论与理论假设，并“决定着哪些问题是允许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德译本p28，转引自：汉斯*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p119，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5月 [⑤]对方法论及方法的这种分类方式的详细说明，可参见卜卫：《传播学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⑥]笔者手头的例子有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他用人类学常用的田野调查法研究马拉西亚的农民反抗，写出名著《弱者的武器》;也同时用历史比较与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写出了另外一部名著《国家的视角》。 [⑦]高永晨在《试论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方法》中，将波特(Richard Porter)和萨莫瓦尔(Larry Samovar)的三分法引述为：“1.观察事物的过程，其中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世界观及社会组织;2.语言过程，其中包括语言和思维模式;3.非语言过程，其中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空间的使用。”这种引述与胡文仲所引述的三分法存在一定的区别，笔者无法获得原文比照，经过权衡最后决定采纳胡的引述。 [⑧]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实心理学及其分支也是非常好的参照对象，不过普遍认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目前发展得更成熟，所以笔者在这里选择经济学作为参照。 [⑨] 笔者认为，通过经验与思辨相结合而建立的“中层理论”要优越于完全通过思辨研究构建的宏大理论，尽管宏大理论对现实具有一定的阐释与启发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建构的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命题之间的“中层理论”。有关“中层理论”的介绍，可参见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对宏大理论的批评，可参见【美】米尔斯 著，陈强/张永强 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 [⑩]这是笔者根据有限的阅读面做的片面结论，社会学方面如孙立平提出的“断裂”、“总体性社会”等概念，翟学伟对“人情、面子与关系”的研究;心理学方面如杨中芳对“中庸心理学”的研究，都属于从研究问题出发“原装土产”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阐释力，甚至民间学者吴思提出来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也属此类。虽然上世纪90年代大陆传播学界也曾就就本土化问题有过讨论与实践，但相关理论成果影响甚微。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最近讨论，可参见刘忠博：《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再思考》，中华传播学会网站，2008年12月21日访问，http://ccs.nccu.edu.tw/history_paper_content.php?P_ID=1041&P_YEA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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