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笔者认为学科层面的整合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不必要的。那么，应该如何面对众多学科关于跨文化传播实践进行的知识生产?本文认为，从研究问题出发或许是一个适当的观察角度，接下来笔者将对此具体说明。

　　三、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从研究问题出发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图：人文社科领域知识生产的示意图

　　上图是笔者绘制的人文社科领域“知识生产的示意图”，略作解释如下：

　　(1)“研究背景”不仅包括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研究兴趣偏好及所属的科学共同体[④]，也包括进行研究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还包括研究者与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研究背景的不同，决定了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研究方法”与不同“研究问题”;

　　(2)“研究目的”是研究的出发点和价值。研究的出发点即为谁研究?通过研究想得到什么?研究的价值一般可粗略分为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前者是为了获得知识，满足人们对事实真相与精神生活探索的需求;后者则是满足某种实际生活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

　　(3)“研究问题”则包括两个层面，主题(topic)与问题(question)。前者是对一系列问题与结论的笼统总称，后者则是以问句形式出现的具体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研究问题的提出、解答与结论检验都受制于具体的研究范式。

　　(4)“研究方法”则是基于特定方法论假定用于解答研究问题的程序和手段。目前学界一般将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思辨研究和经验(实证)研究。经验(实证)研究又细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⑤]

　　可以看出，“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共同决定了“研究问题”，而这三者又决定了使用何种“研究方法”。通过这个图，笔者是想说明“研究问题”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这种特殊性为何可以取代学科整合而成为梳理跨文化传播知识生产的合理面向。

　　首先，从“研究问题”出发，可以淡化不同“范式”(Paradigm)的区分造成的分裂和隔阂。不同“范式”的学者，对于应当做什么样的研究(研究目的)，用何种方式做研究(研究方法)，什么是知识、如何获得知识以及何种知识是可靠的(方法论)，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研究问题的层面，可以适当缓解这种对立，并能清晰地凝聚不同范式下同主题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问题”出发，便于建立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平台。尽管不同范式学者的方法论和理论假定都不同，但当大家面对同样研究问题的时候，也就初步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对话平台。至少，提出大家都能认可的“研究问题”，比起都认可的“方法论与理论假定”要容易得多;

　　再次，从“研究问题”出发，可以灵活地根据问题来使用不同学科的知识资源，而跳出学科的局限。事实上，很多出色的研究都是根据不同“研究问题”来选择所相应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⑥];同理，根据“研究问题”而非学科来对跨文化传播的知识生产进行梳理也就显得更恰当;

　　最后，从“研究问题”出发，可以从“知识”层面建立与实践的对应关系，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与实践存在哪些吻合与脱节的地方，建立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反馈机制进行弥补和调整。

　　四、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主题与研究问题

　　上面已经提到过，“研究问题”分为主题和问题两个层次。从笔者找到的文献来看，现有分类一般是从主题的层面进行的区分，有下面这几种分法：

　　(一)三分法

　　波特(Richard Porter)和萨莫瓦尔(Larry Samovar)则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主题归结为三个方面[⑦]：“1.观点(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2.语言过程(包括语言及思维模式);3.非语言过程(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对于空间的使用)。”[12]

　　(二)六分法I

　　心理学家阿盖尔(Michacl Argylc)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分为6个方面：“1.语言，包括礼貌用语;2.非语言交际;3.社会行为的规则，包括赠送礼物等;4.家庭和同事的关系;5.做事的动力或动机;6.思想观念包括受政治和宗教影响产生的观念。”[13]

　　(三)六分法II

　　关世杰也将跨文化研究分为六个主题：1.两种文化的异同;2.两种文化的冲突点;3.科技对交流的影响;4.文化的延续和变迁;5.文化和交流的控制;6.文化依附和文化自立。[14]

　　(四)六分法III

　　史安斌同样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分为六个主题，分别是：1.跨文化人际传播;2.跨文化组织传播;3.跨文化大众传播;4.比较文化;5.跨文化关系;6.媒体/文化全球化。[15]

　　当然，其他学者还有很多分法，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笔者认为这几种分类没有对错之分，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而分类的结果是一种观念。列举以上不同的分类是想强调，目前跨文化传播研究对研究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战国时期”，既充满着开拓疆域的热情，同时也难免存在着种种纷争。

　　笔者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群体还未对一些重要议题形成一种共同认可的观念，特别是对研究问题的切入点、抽象层次、分类方式还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一旦达成这个共识，不同研究者就可以在不同主题下开展具体研究，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创新，进而使该学术领域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轨道。

　　不妨以社会学科中较为成熟的经济学[⑧]为参照，目前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分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对各自要研究的主题非常明确和稳定：宏观经济学以“消费和投资”、“经济周期”、“货币、利息率与赤字”等为研究主题;微观经济学以“企业组织”、“成本分析”、“竞争市场”、“垄断与管制”等为研究主题。[16]

　　虽然研究主题是对一系列研究问题与结论的笼统总称，具体做研究时还要细化到具体的研究问题，但在研究主题层面的共识一方面有助于总结从研究问题得到的具体结论，为建构更为抽象的中层理论(medium-range theory)提供实证证据[⑨];另一方面，这种共识又能帮助后来研究者明确研究范围，从应用或建构中层理论的需要出发来选择具体的研究问题。

　　实际上，从研究问题(question)经研究主题(topic)再到理论(theory)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与从理论到研究主题再到研究问题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在研究实践中是互动和交叉的。之所以强调从研究问题出发，除了上一节论述的一般原因外，还因为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尚无一套公认的权威阐释体系”[17]。所以，笔者认为一方面允许从不同学科范式层面挖掘能够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所用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更为迫切的，是从研究问题出发，厘清基本的研究主题，并通过实际的研究问题来“原装土产”能够满足社会实践需要、阐释本土跨文化传播现象的理论概念与“中层理论”。这方面，笔者认为中国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去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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