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吹起中国画(这时应该称水墨画)的变革号角的时间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这次冲锋使得中国水墨画的变革加大了步伐,而且变得越来越大胆起来,原因是其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鼎力支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这次水墨画变革目的成为了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而这时期的经典之作大都是描绘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新写实水墨”(又称“现实主义新国画”),此时期的代表画家先有李可染、蒋兆和,后有傅抱石、叶浅予等变革水墨画家。
中国水墨画的变革到第三个阶段就应称之为“怒吼”,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汹涌的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摧残之后的中国现代艺术开始万象更新,随着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的涌入,画家的美术视野空前扩大,特别是中国现代艺术家,他们第一次这么强烈、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西方文化艺术带来的飓风,他们决心彻底摆脱美术陈旧意识形态的桎梏,向腐朽发起挑战,于是一个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风格开始出现,从而中国水墨画的现代化转型随即开始,其标榜在不超越水墨材料的前提下融入现代元素,并进行形式拓展和精神探索,以表达作者内心超意识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有提出“形式美”的吴冠中及“85新潮”等一批中青年水墨艺术家
90年代以后水墨画领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转型,即“现代水墨”向“当代水墨”、“现代形态”向“当代形态”(“后现代形态”)转型,这一次的转型与前两次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于对传统水墨画的解构、颠覆,而是出现调侃、玩世的姿态,他们利用水墨画这一中国传统艺术符号,采用不同艺术语言、手段来融入“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水墨不仅是“架上水墨”这种传统形式,同时也结合了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新媒材,如装置、行为、影像等艺术形式,这些“非架上水墨”的出现将水墨的传统形态彻底撕裂,把观者带到一个全然陌生的视野,它们的非主流边缘性日益突显。尽管只是借用了水墨材料,但是这时的“非架上水墨”与水墨画传统样式已经毫无联系,纵然这些变形水墨依然披着水墨的语言外衣,但是实际上它已脱离水墨传统,丧失其水墨意义,此时其已被“当代性”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三.创作者当代性转型的意义和思考
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其杰作《艺术的故事》中开篇就说:“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所谓的艺术家,以前是用有色土在洞窟的石壁上大略画个野牛的形状;现在的一些则是购买颜料,为招贴设计广告画;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艺术家还做其他许多工作。只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用于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只要我们心中明白根本没有大写的艺术其物,那么把上述工作统统叫做艺术倒也无妨。”中国当代水墨画艺术家也同样可以借鉴这个定义,对于他们的转型也同样适用。艺术家们的转型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既要对其当代性转型意义有深入了解,也要对于其转型后整个当代水墨走向有长时间的思考。
意义:
虽然经过几十年水墨画家的努力,当代性水墨画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然而“水墨问题”终归是一个中国问题,从整个国际艺术格局来看,它还是处于一个边缘性的位置,在当代艺术中处于尴尬的两难处境:水墨画希望融入世界当代艺术中心,然其必以牺牲其传统特征为代价和前提,而如果丧失这类艺术语言,中国当代水墨画必将难以用概念界定,变得“非笔非墨”。故在中国水墨画当代性转型的同时,创作者一定要避免完全的照搬照套西方观念,也禁滥用中国传统符号,强加盖帽。那么,如何巧妙的延续水墨画元素,利用当代媒材进行当代性创作,如何表达真实个体感情、信仰、想象和期待,以突显现代形态中国社会的文化感觉和心理解构,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当代转型作品,都是水墨画家们正在积极探索和摸索的样式,这些观念的介入将会为我们的当代性水墨画转型推波助澜。
当代水墨画的转型令人鼓舞,对水墨形式技法的探索也演变成为对于当代艺术语言的挖掘,当代性水墨话语逐渐与中国社会当下文化语境相契合,许多个性化作品因此而获得了撞击现代人心灵的视觉冲击力,从80年代的水墨画革故鼎新到90年代逐渐抽离现代,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艺术家们在当代水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至90年代后半期,摆脱了“85新潮美术”泛观念化影响的年轻艺术家们,开始谋求更开阔的水墨艺术空间,更愿意将水墨画当做有当代文化品味的艺术样式,用水墨当代性语言来直接呈现个人对于世界的关注和体验,反应人类生存状况,并积极争取当代性水墨绘画的话语权。而且近些年来当代水墨的变化已经使得水墨问题不再是中国问题那么单纯,它可以与西方当代艺术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和交流,很多西方艺术家也对中国水墨性所蕴涵的精神、人性和智慧表示出了强烈的好感。
同时画家们也逐渐明白,要想水墨画活下去且活的更好,他们的创作几乎是无法从根本上离开笔墨和传统图式,也无法摆脱自古以来形成地趣味与习性。郎绍君在《分离与回归》一文中指出:“边界的实质是本性、本体,那么,水墨画的本性是什么?何谓水墨?在我看来,水墨画的本性是由两个层面规定与约定。一是材料工具和相应画法所规定的外形式和形式趣味,简言之就是笔墨。二是传统文化环境和画家的民族心理意识所规定的精神内涵。第一层规定(亦可以说边界)较实,较具体,较可把握;第二层规定较虚,较大,较难把握,但可意会理解。第一层有清晰的疆界,第二层的边界弹性极大,几乎摸不着边。”(郎绍君《现代中国画论集》,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这就是水墨画领域总也说个没完的“笔墨中心论”。
思考:
我认为解决好了水墨画当代性转型问题可以使中国水墨画甚至是中国当代艺术更好地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并逐渐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当然这一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一些当代水墨艺术家已经自觉地把现实关怀当做创作方向,其一方面坚持对于当代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力图从当代文化中寻找有意义的符号借用本土化手段加以表现,开始了对于媒材性能开发、媒介语言解构重组的实验,不再局限于传统范围内的形式技法改良,艺术家更愿意将水墨画当做有当代文化品味的艺术样式,用水墨性话语来表达当下的感受和体验,为将来更好的完成转型工作作准备。比如有些艺术家强调对公共图像的借用,有人注重对现实进行“意象性”的把握,有人采用水墨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还有一些从水墨画的特点和自身感受出发,对现实进行一种意向性、虚拟性、本质性的把握,那么当代水墨不论是在图式上、符号上还是在笔墨媒材上都会有巨大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无论怎样,当代水墨除了不区隔媒材和画种的差别外,也不应反对多画种和多媒材的结合,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从当代文化发展中寻找问题,并有意识地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发言,以显示出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和道德立场,诸如此类的“刻意”转型对于一向不太关注现实的水墨画有着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一些艺术家对于当代性水墨的新的理解,也标志着一些艺术家将水墨艺术纳入当代文化进行思考,并付诸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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