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塔西斯作用既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悲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关键。追溯悲剧的起源,改变从前所遵循的心理学和医学角度,在酒神和日神背景下,可以发现朱光潜和罗念生的两种学说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具有前后一致的连贯性。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始终贯穿在悲剧的发展过程之中,它们不仅主导了希腊悲剧审美特色而且左右了观众的心理从迷狂走向理性和成熟。
关键词:日神酒神;悲剧; 净化;宣泄
一
悲剧原本叫做羊人剧,传说古希腊农民在收获葡萄的时节装扮成羊人的样子,举行歌舞,崇拜酒神,歌唱酒神颂。后来酒神颂不断的演变,增加了演员,并且演员还可以与歌队长对话,这种形式后来就逐渐具有了悲剧的功能,具有了悲剧的性质。悲剧在专门的剧场上表演演出,剧场利用山坡地势而建,表演区位剧场中心一块圆形平地,观众席与剧场相对,呈半圆形并逐排升高。希腊悲剧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被无数民众所痴迷喜爱,大酒神节上剧场座无虚席,观众沉溺在悲剧的情节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那么,为什么会有悲剧产生,悲剧产生的心理根源在哪里呢?尼采认为,由于希腊人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有限和现实生存的不幸,因而要在艺术中寻求解脱,其精神方式分为两类:一类缘自阿波罗(Apollo)崇拜,即所谓的“日神精神”;一类缘自狄俄尼索斯(Dionysus)崇拜,即所谓“酒神精神”。[1]酒神崇拜源自于父系氏族初期,参加酒神节游行的人基本是以女性为主,她们赤身裸体、肆意狂欢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热烈的表达着自己对庆典、娱乐和美的渴望,在醉态的境界中,通过罪的比喻,在天性中升起充满喜悦的陶醉。而日神精神作为造型力量之神,以其真实完美,外观庄严,智慧宁静,适度约束以及对疯狂刺激的解脱,成为对酒神精神的适度反拨。日神倾向和酒神倾向,多半处于冲突与斗争之中,并不断激发出更强有力的新生命,在涉及艺术时,表面调和,最后通过意志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奇作用彼此结合,在结合中,最终产生了雅典悲剧这种既是酒神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2]正如陈炎所说,尼采是为阐发叔本华和自己的“唯意志论”哲学服务的,其意义并不在如实地反映希腊宗教的原初面貌。抛除这一层意义,从历史的背景来看,其实不管是杀父弑母的俄狄浦斯王还是刚强激烈的安提戈涅,都是这两种精神作用的产物。他们热情迷狂,毫不畏惧,打破最神圣的自然法则,违背神的意志,在道德的秩序中走向毁灭,却最终又在理性的指导下,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悲剧人物的命运折射,告诉我们痛苦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个体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渺小无助,在自然灾难和人生际遇面前忍受着巨大痛苦,他们既需要酒神式的发泄,又需要日神式的保护,而悲剧作为引导人心灵的一种艺术样式,在舞台上通过悲剧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抉择,毫不保留的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展现在观众面前。由痛苦产生的快感,由对悲剧人物的怜悯和恐惧中产生的卡塔西斯作用,及时的填补了希腊人的心理空白,悲剧的产生可谓恰逢其时。
除此之外,人的天性也是悲剧出现的重要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处于人的天性,一是源于人们摹仿的天性,另外一个则是音律和节奏的和谐。悲剧是诗人对于现实的摩仿,而诗人和观众对于摹仿的作品都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快感。他继而解释说: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能够引起我们的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由此可见,悲剧的产生有其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灵感的作用,作为对老师柏拉图的有力回击,亚里士多德进而把悲剧创作的原因归结为天才,其想法更进了一步。
在作为悲剧诞生外部因素的酒神日神精神以及作为内部因素人的天性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悲剧这种美轮美奂的艺术样式,大气磅礴的场景壮丽的场景,优美的歌词,生动的表演融汇着人对自然对神灵的虔诚和敬畏。人与神已经不单单是崇拜的关系,人不断的忍受苦难、不断的迁徙却又必须心安理得的承受一切神的安排,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能孤独前行,人神结为伴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共识。悲剧以其深广的内容和形式把希腊人的人生观、宗教观、价值观凝聚在舞台上,散发着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悲剧诞生以后,就与广场、体育一样,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并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舆论中充当着重要的作用。
二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把悲剧独特的快感称之为“ 卡塔西斯”(Katharsis),它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能使人们的思想情感得以受到教益和影响。但这种“独特的快感”如何产生?怜悯与恐惧如何引起?亚里士多德在文中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疏漏使得它成为准确理解《诗学》的关键。回到原文,卡塔西斯在《诗学》里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亚里士多德为悲剧下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行为的摹仿。他的媒介是语言,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用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3]另外一次,是在第十七章《找出来 写上》。罗念生译本的《诗学》直接将卡塔西斯称作陶冶,很显然,他是套用了医学术语,在此基础上,他甚至又进一步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说法:即情感的中庸、适度和平衡。
从文艺复兴《诗学》重新面世以来,关于卡塔西斯作用的争论就无止无休,大体说来,一共有两种不同意见:净化说和宣泄说。在国内,持此两种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朱光潜和罗念生。朱光潜认为,人的心灵受到净化后,会产生一种舒畅和松弛,得到无害的快感,净化的要义就在于通过音乐和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得到宣泄而平静,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而罗念生则认为,观众在宣泄自己情感时应该保持一种适度的调节,并且要随着剧情的起伏而适度控制情感,这样,在日常生活再次遇见类似的事件,他们会因此变得富有理性,并且知道应该任何适度处理。在此,我们无意探究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重要的是,绕开这些争论,追溯悲剧的起源,在日神酒神背景下探究卡塔西斯作用下的悲剧到底隐含着怎样的审美特色。
卡塔西斯作用的出现,主要是针对怜悯和恐惧之情提出,所以,理解这两种情感是我们明确其意义的关键。那么这两种情感是如何出现的呢?亚里士多德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该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4]虽然,注释这部分的时候,罗念生说这句话疑似伪作,但是通过整部《诗学》的阐述,它确有不可替代的准确性。从《诗学》的人物观来看,悲剧的描写的人物主要以英雄家族人物为主,他们比一般人好而又比好人坏,夹在好人与一般人之间。这种人物既有道德上的伟大也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误入歧途,观众在对他们的命运怜悯的同时,也会隐隐感觉到同样的悲剧也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恐惧之情油然而生。在我们进一步追问,英雄式人物的过失如何发生的时候,无一例外,面临突发事件时,他们都缺乏足够的理性,内心充满了迷狂和愤怒。俄狄浦斯在遭遇到赶车人的谩骂殴打时,怒不可遏,热血冲上脑门失手打死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无形中暗合了神的预言,打破了道德人伦的秩序,他随之猜破了魔兽的谜语,娶母生子,违背自然的法则,深陷泥潭却浑然不觉。安提戈涅在埋葬弟弟的时候同样是不管世俗的权威,她以一个个性鲜明、性格刚烈、以死抗争的形象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唏嘘不已,最终她以自己的死,引发了亲人相继为之死去的凄惨作为结局,而令人扼腕叹息。酒神已经把自己的精神象征,无所不在的化在悲剧人物对身心的巨大痛苦和对命运浩大的感叹之中,酒神崇拜作为异化现实的一种反叛形式,使他们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人生起伏后,身心备受摧残。这种必然性而非可然性事件,以其毫不保留的破坏性,引起了群体性的认真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如何才能不违背神的旨意?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思考的结果便是阿波罗理性精神的复归。阿波罗日神精神在时间上要稍稍晚于狄俄尼索斯崇拜,他智慧、安静、肃穆、庄重,通体散发着理性的光辉,阿波罗精神引入悲剧之后,人物终于变得安详,俄狄浦斯双目失明之后,欣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流浪天涯,客死克罗诺斯,刘小枫说这是一种幸福的死,活足了岁数。荷尔德林则说俄狄浦斯自戳双眼,是为了使自己走向光明,思索“在”的真理。人性的伟大不仅仅在于痴狂,也不仅仅在于对秩序的破坏,破坏之后的残骸废墟上游离的灵魂居无归所,他们颠覆了陈旧的过去,更渴望崭新的未来。从破坏到建立需要大无畏的勇气,无坚不摧的意志,同样也需要宏大的智慧,这是一段艰难思索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俄狄浦斯王完成了理性对情感的巨大反拨,酒神狂飙突进之后雨过天晴,日神的彩虹挂在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