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王权时代的英雄悲剧

　　高乃依是17世纪早期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早期代表，他在《关于尼科迈德的思考》中说，伟大人物的坚强性格在观众心理激起的感情只有崇敬，它和我们的艺术——要表现人物的不幸在观众心中激起的怜悯之情与恐惧有时是同样令人愉悦的。尼采说，“真理是一种视角。”(吴增定，2006：12)这里，高乃依在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恐惧”之外，发现了创作悲剧的第三个视角——对英雄高贵品格的崇敬。

　　在他的名剧《熙德》中，剧中主人公罗德里克和施曼娜是一对年轻恋人。由于罗德里打了施曼娜的父亲。这使这对恋人必须在爱情与家庭的荣誉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捍卫家庭的荣誉。罗德里克同未来的岳父进行决斗。施曼娜也将爱情埋葬在心中，死死恳求国王将罗德里克处死。“高乃依的许多作品都像《熙德》这样，以贵族的‘责任’、‘荣誉’战胜个人的情感为主题，称为‘英雄悲剧’。”(李赋宁，2004：305)

　　当然，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责任”和“荣誉”这般的高贵品格是启发性和示范性的，为他们树立了在德行上完善自我的方向标。事实上，人的发展必然面临着社会属性的自我添加以及自我的道德约束。因为人的集体化存在是历史的必然，而人以集体的方式在历史中前行时肯定需要彼此妥协(道德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妥协)来维持系统内部的基本平衡。所以高乃依的这种文学姿态是文学面对历史时的必然，是捍卫他那个时代(王权时代)正常社会秩序的历史需要。当然，高乃依的这种文学姿态也被不少的文人所诟病，因为他在道德说教的方向上扩展文学外延时缩短了文学同道德的界限，从而模糊了文学的本体性。

　　五. 华夏文化语境下的悲剧

　　悠久的华夏文明在它的文化框架下孕育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悲剧范式。黄克俭教授把这种悲剧范式精辟地概括为“冤”剧和“怨”剧。(黄克俭，2004：97)

　　1.“冤”剧

　　“冤”剧总是立足于一段冤情。其中的主人公或由于诬陷，或由于误判遭受了不白之冤。《窦娥冤》中窦娥的被误判;《赵氏孤儿》中赵盾的被陷害以及《精忠旗》中岳飞的被诬陷。含冤的经历建构起故事情节的叙事起点，昭雪是最终的创作期待视野并限定和牵引了所有叙事话语的展开，二者一起形成了“冤”剧的叙事框架。而从含冤到昭雪的二元建构必然产生三类固定的人物形态：含冤者、施冤者、主持公道者(王道或天道)。含冤者往往都是善者和弱者，施冤者往往被刻画为强权势力和恶势者。当然，惟有善者被诬陷，才能膨胀悲剧效果;惟有弱者被打压，才更能激起同情和怜悯。

　　这种情节设置不仅是一种服务于释放悲剧效果的文学技巧，而且也是一种华夏文化的思维逻辑，或者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政治情节。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言辞的呐喊中诉求社会的正义往往只是心理上的慰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文人确实承接了这种历史使命，他们成为了书斋里的抵抗者并培植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在强势(官)和弱势(民)的不平衡冲突中诉求社会正义。而在缺乏宗教主题和信仰主题的中国文学中，这样的主题便自然把持了相当的话语空间。

　　2.“怨”剧

　　“怨”剧是中国的第二种悲剧模式。其代表为《汉宫秋》、《梧桐雨》以及《娇红记》。它们是中国的爱情悲剧。《汉宫秋》虚构了汉元帝同王昭君之间的情感纠葛;《梧桐雨》是关于唐玄宗及其爱妃杨玉环在封建王权羁绊下的情感起伏;而《娇红记》是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悲剧，主人公王娇娘和申纯有在双方毙命后化作鸳鸯，在彼世终成眷属。所以，“怨”剧同“冤”剧存在着内容和思想上的差异。如果说“冤”剧是一种文学的政治情节，“怨”剧则是文学中更为普遍的浪漫情节。

　　总之，政治斗争、官民矛盾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活动，因而也是古代文人的基本思维逻辑和主要文学素材。而关于爱情的想象，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太多的故事。它本身的情感质性自然使它与悲剧相依而生，不断在人类的历史中上演悲剧，也不断在文学的悲剧世界里被上演。所以，“冤”剧和“怨”剧基本覆盖了中国悲剧的所有形式。

　　六. 结语

　　古希腊开创了西方悲剧的源头，后世的悲剧家们在容纳他们的时代和文化框架下对悲剧进行了继承性的拓展。他们努力建构并维护了一个统一的文学传统——悲剧。华夏文化语境下的悲剧同西方悲剧相比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在自我的文化语境下获得了自主性，并因此在一个西方悲剧毫不知晓的方向上拓展悲剧的外延。当历史的发展使西方文化同华夏文化最终相遇时，文化的交流自然使悲剧的外延在互补中扩大并实现了术语的整合和并轨。因为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在自己原有的悲剧视野之外发现了许多既熟悉又新颖的事物。熟悉的是人们通过“悲剧意识”感知到的同一的悲剧色彩，新颖的是不同文化视野下不同的悲剧范式。当然，我们强调不同文化视野对不同悲剧范式的影响并不是忽视悲剧家的个人努力和个人天赋。事实上，对悲剧范式的创造和选择首先表现为悲剧家的个人行为。但是，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文化视野都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换言之，不同悲剧范式的产生是一个杂生的过程，而本文只是从文化视野这一个方面讨论了不同悲剧范式的产生。

　　参考文献

　　Dunkle, R. Instruction to Greek Tragedy. 2007.

　　黄克俭.“悲”从何来?[J]. 北京：文艺研究，2004：96-97.

　　克利福得·利奇. 悲剧[M].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15.

　　李赋宁. 欧洲文学史—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35，305.

　　美国《人文》杂志社.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11.

　　莎士比亚. 卞之林译.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吴增定. 尼采与柏拉图主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

　　杨文华. 亚氏的“错误说”与莎翁的性格悲剧[J].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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