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希腊悲剧家们在不可抗拒的宿命论中建构悲剧。莎士比亚在人性与人生的悲剧间勾勒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高乃依的主人公在两难之境中表现出英雄般的坚强性格。华夏文化语境中的“冤”剧和“怨”剧则分别体现了也源自于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和浪漫情结。

　　关键词：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英雄悲剧;“冤”剧;“怨”剧

　　Abstract: The Greek tragedians attach the cause of misery to the overwhelming power from The Fates. In Shakespeare's mind, it is the evil side of human nature that sows the most seeds of sorrows in reality. And for Corneille, he always puts his heroes in a dilemma and thus demonstrates their toughness. Whil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its tragedy embodies itself as tragedy of injustice and tragedy of resentment, which are separately based on the complexities of politics and that of romance held by Chinese writers.

　　Key words: tragedy of fate, tragedy of human nature, heroic tragedy, tragedy of injustice, tragedy of resentment

　　一. 引言

　　“悲剧意识”是每个生命个体都具有的一种心理意识，是理解悲剧的心理机能并牵引和主导着作家们的创作取向。“悲剧意识”的共存性使悲剧家和观众在不需要任何其它心理经验的情况下产生了自然的审美互动。在这一审美互动中，“悲”的营构是先行的。它决定了悲剧所能释放的最大悲剧效果，并最终决定了悲剧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生命。当然，不同的悲剧家有着他们自己营构“悲”的方法，并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悲剧范式。他们在认识和营构“悲”方面的差异当然是他们作为悲剧家的个人行为，但这些个人行为肯定离不开特定文化的影响。所以本文将从创作背后的文化视野入手，去探究“悲”的不同范式以及不同文化下的悲剧观。

　　二. 神旨之说下的命运悲剧

　　关于古希腊悲剧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悲剧形式来自于纪念狄奥尼索斯的一种合唱歌曲。”(利奇，1993：15)狄奥尼索斯是宙斯的儿子，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植物神和丰收神。人们常常在收获葡萄的季节庆祝他，每个村庄每年都举行狄奥尼索斯节。后来，这一节日在雅典空前发展，演变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伟大的狄奥尼莎”(The Great Dionysian)或者“狄奥尼莎城”(the City Dionysia)。悲剧竞赛是该节日的重要活动。竞赛由负责节日活动的官员选出三位悲剧家参加比赛，而入选的三位悲剧家则选出自己的四部作品入围竞赛，其中包括三部悲剧以及一部讽刺剧。(Great Tragedy)

　　我国学者黄克俭(2004：97)从文学传统内部的连续性入手，从内容上和本体上分析了古希腊悲剧的文学渊源。他认为，“当悲剧降生于公元前6世纪时，谱系化了的神化叙事和规模宏阔的史诗，为这一新形态的文学作品的问世至少已经作了两个多世纪的准备。”简言之，神化叙事和史诗为悲剧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储备和语言积淀。因此，无论是关于古希腊悲剧的社会学考证，还是对古希腊悲剧文学传统的分析，都指向无可争议的事实：古希腊悲剧同古希腊神话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着毛之于皮的依赖。

　　在索富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俄狄浦斯没有犯任何错误，但在出生时便命中注定要弑父娶母，并因此被抛弃，但是天意无从改变，俄狄浦斯最终未能逃出这一命运之网。最终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忍受着肌肤之痛，但心灵罪感的煎熬和反抗命运的无能为力却更为揪心，产生了“天命难为”的深深无奈。在这种无奈之下，人类变得渺小。

　　总之，古希腊的世界是人神共处的世界，因此这个时代的悲剧世界自然也是神人共处的世界。世界的主人在这里被命运摆布并在宇宙生命秩序中居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剧，它使观众把人生的悲惨视为不可逾越。然而人生同样也是不可规避的。这教会了观众在不可规避的人生中自然而又安详地接受不可逾越的悲惨命运。所以，古希腊悲剧给它那个时代的观众奉献了最为自然而又最为诚实的安慰：不可改变就坦然接受吧!这种坦然的人生态度和“保守”的人类定位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充满了安详和宁静，因为对他们而言，这种自我接受的行为意味着生活的真实和彼世的“救赎”。

　　三. 人文主义思潮下的性格悲剧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出走神话，人被放在主体的位置上。同时，人文主义也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清扫神旨和命运之说。理性的阳光使得人们有了充足的信心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人生的沉浮与喜怒哀乐不再仅仅归因于命运，人们开始在自己的性格缺陷中寻找和解释自己的遭遇。所以，“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斯塔尔夫人在论及莎士比亚的悲剧时说：‘希腊人相信像霹雳一样惊天动地，颠倒乾坤的宿命论，而近代的人，特别是莎士比亚却找到了人类激情在哲学必然性上的最深刻根源。’” (杨文华，2003：61)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人性的缺陷导致悲剧彰显得尤为突出。狭隘以及缺乏宽容的复仇思想在剧本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因而也受到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可以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仇恨”与“爱”的博弈。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而背后的家庭却有着世仇。结果“仇恨”和“爱”都走向了胜利，也都走向了毁灭，因为它们相互埋葬了对方：“仇恨”毁掉了罗密欧和朱丽叶尘世的爱，“爱”使得两家也力抛前嫌，因此结束了家族的“仇恨”。但是，留在两个家庭心里的还是丧亲之痛和对自己狭隘的无限追悔。(莎士比亚，1988)

　　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仅仅是主人公的悲剧，而且几乎是所有剧中人物的悲剧。具体而言，《哈姆莱特》不仅仅是王子哈姆莱特的悲剧，更是克劳狄斯的悲剧。他杀兄取嫂，并因此走向死亡。内疚、恐惧，以及最终的死亡给他的一生描上了悲剧的色点。大而言之，这是人类悲剧性的一个缩影，因为人性的缺点，如贪婪、仇恨，对人类的存在构成了威胁。莎士比亚由此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自我保护的无知中，危险无处不在。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大生活意义只不过是一连串相关联的事件。(美国《人文》杂志社，2003：9-11)

　　当然，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尤其是人性弱点的揭露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处于文艺复兴后期的他并没有承接拉伯雷等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去鼓吹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巨人传》中“得莱美”修道院的信条)，因为他清晰明白：早期的“人文主义远不是某种信条与纪律，而是对一切纪律的反抗，是一种从中世纪的极端到与其对立的放纵的狂野反拨”。(美国《文化》杂志社，2003：9)他认识到无限度地放纵人性是不理智的，更是危险的。因此，他在他的悲剧中反复地揭露人的破坏性，有一种萨特笔下“他人即地狱”的夸大。这种理智而深刻的洞见使他“抛弃了那种支持自由扩张的人文主义，转向了纪律与选择程度最高的人文主义”。(美国《人文》杂志社，2003：11)莎士比亚的这种思索具有一种超然的冷静和长远的视角，呈现了一位伟大文人在语言和文字之外的伟大智慧以及对将来人类负责和关怀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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