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摘要:20世纪西方音乐作品中,节奏被逐步提升到主导音乐发展的位置,音乐的节奏结构已成为音乐家们必须解决的最大课题之一。20世纪音乐节奏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结构功能作用?这种能量是如何生成的?文章将着力对20世纪音乐节奏结构力进行分析解读,探寻20世纪节奏结构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20世纪音乐节奏 结构力 数理逻辑 复合对位 自由式变化节奏
伴随20世纪社会外在形态的变革,艺术中的基本概念、范畴意识乃至人的思想、精神的内在结构都发生了剧变。在音乐创作领域,一切围绕新的思维方式,以全新的写作手法和技术语言表达对世界、人生的态度和看法,观念创新、语言更迭程度之烈超乎以往,音乐表现的疆域被不断扩展。20世纪的音乐作品是以个性创作为特征、由基于诸多不同音乐美学认识所创用的作曲技法形成的,音乐流派和音乐思潮层出不穷、相互重叠,后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原始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坚持各自不同的创作策略和技法来表达对传统与未来的理解。可以用以下特质来形容20世纪音乐:叛逆性、多元性、探求性、个体性。
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节奏因素在音乐表现中的意义比以往大大提高了,节奏的情感表现作用和乐曲结构作用也大不相同了。材料与结构是音乐作品形成的基本要素,在典型的传统音乐作品的结构功能中,主题材料、调性、和声关系是曲式功能主要结构手段,而在20世纪音乐作品中,节奏的结构力作用得以施展,为音乐燃起了全新的魅力。结构力是指对结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逻辑关系,是对存在要素功能能力的判定。20世纪作曲家赋予节奏以主导音乐的结构性作用,使节奏成为组织音乐形式的逻辑基础。接下来,我们将20世纪节奏结构力的产生归纳为三个创作层面,分别从横向数理逻辑关系、纵向对位关系以及自由式变化节奏入手,对20世纪音乐作品中节奏的结构力进行详细解析。
作为重要的音乐元素之一,二十世纪的节奏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二十世纪初斯特拉文斯基、普洛克菲耶夫和巴托克等人的节奏以不寻常的力度和强烈的表现力使人大为惊讶,节奏的全新创作理念,为音乐作品增添了新奇的色彩,节奏组成的新型非小节形式得到发展,并逐渐占主导地位,这种求变异的意识是时代孕育的结果,将音乐创作进程带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20世纪节奏创作中,个人自由的潜能被惊人地创造与拓展,音乐从音符中解放,音乐与数学这两门范畴相距甚远的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音乐中,无处不体现着数和量的关系。斯特拉文斯基把节奏的发展顺序定为:某种动机材料—动机乐句—节奏模式—模式的变体发展等,多个不同节奏模式以各自动态的布局形成多样化的节奏网络,重音的整体规划产生立体的律动层,横向的数理逻辑关系磨合出一种控制整体的节奏结构力。
(一)时值层面的数理逻辑关系
1. “不可逆行节奏”
“不可逆行节奏”:“节奏型本身构成了镜像对称的时值结构形态,无论正行还是逆行,其节奏值的组合关系均相同。”1下例是梅西安的四重奏《时间的终结》中第六乐章《愤怒之舞》片段。

以十六分音符为基础时值,第一小节的时值构成是:3、5、8、5、3,第二小节时值构成是:4、3、7、3、4,以下每个小节都继续了“不可逆行节奏”的手法,体现出中心点两侧时值距的对称,也就是音符时值上数的对称,这种节奏结构思维使开端和结尾融为一体,使音响具有完整的陈述性,孕育着音乐发展的结构力。
2.序列节奏
“序列节奏指作曲家预先规定音序列必须遵循的节奏构思,节奏形态通常以某种序列原则形式为基础。”2这种序列是将不同时值的节奏排列成模式,作为音乐建构的基础,再将其各种变幻组合作为音乐发展的依据。
比如费伯纳西序列,其构成规律是:序列中每一个数字都是它前两个数之和,如:0、1、1、2、3、5、8、13、21…,将这一序列部分或全部地用于创造时值的集合,当序列增长时会逐渐接近黄金分割的比例数值,体现了一种结构上的审美意义。鲁伊基·诺诺在《持续的音》中部分使用了费伯纳西序列及其逆行,:1、2、3、5、8、13、21、13、8、5、3、2、1,见谱例:

3.“等节奏”
“等节奏”是14世纪法国“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德国音乐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路德维格对“等节奏”有如下描述:“等节奏的技术特征是,通常在低声部运用固定音列、固定节奏这两个要素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使经文歌建立一种统一的结构。”3“等节奏”在20世纪再次得到了作曲家的关注,在20世纪许多新技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见梅西安《图兰加里拉》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一个片段:
木管组的“等节奏”结构显而易见,2、3、4、4表示它们分别是基础节奏十六分音符的2、3、4、4倍。它能够促进旋律连贯、不间断地发展,并在一定的秩序、数比中体现出音乐的动力,实现作品趋于整体性的结构力。
(二)重音层面的数理逻辑
脱离节拍的重音已经成为20世纪节奏结构的新语汇,作曲家运用一套数理秩序来控制重音或重音群,形成一种新的节奏形态和结构链,对音乐结构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斯特拉文斯基《春天的预兆》中,重音发生了连续转移:

这段音乐的脉动呈现出一种等差变化,重音依次是隔1、2、3、4个八分音符奏出,这种变化规律虽然非常简单,但却体现了作曲家的一种理性化的数理思维,使音乐的发展蕴含着鲜明的内在逻辑,赋予作品强大结构力,充分体现了节奏的结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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