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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阶段的语言交际理论翻译法中,重点放在尽量以信息接收者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形式来传译原文的意思。但以交际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学派仍然视翻译为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注重研究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及言内关系,把翻译过程视为把一种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把一种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命题)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因此,转换规则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对象,对等/等值是翻译研究的核心。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语篇语言学的出现,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语篇语言学把文本视为交际活动,而不是一串串定型的文字结构,而语用学则研究语言的使用,而不是把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系统。语篇语言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吸收多种学科,慢慢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交际中语言使用情况的涉及多个学科的学问。语篇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途径)是传统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它重视的是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因为语篇语言学是把文本视为交际活动,而不是一串串的文字与结构;其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系统和言内因素,而且还包括言外因素(如说话者/作者与听者/读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情景语境等等)。这种模式认为,意义并非由语言结构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语篇(包括它的语言体现形式和它的交际功能)来决定;翻译中传递的是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语言使用(即交际)功能。因此,翻译并不仅仅转移原文的意义,而是要转移原文的交际价值。
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研究继承了符号学翻译理论合理的部分,重视了翻译中对原文交际价值的传递,把作者的意图传译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使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更加宽泛,但是对于如何传递原文的交际价值,如何在翻译中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在理论论述上面却仍然十分模糊。虽然理论界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语用意义的重要性,但对于语用意义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词汇、句子、段落等文本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意义产生与传递的本质。
三、认知翻译论
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语言学界的研究视野最终进入到人的心理与人脑本身的研究上来。虽然囿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人类对于大脑本身机能的认识以及人类语言的发生过程还处于初始阶段,但从人类的心理认知能力与认知过程出发研究语言及其意义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样,翻译理念研究也从单纯研究文本层面的意义转向到意义和意图的产生与传递的过程。
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音系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等分支,其研究内容广,覆盖面大,例如范畴化、概念隐喻、意象及其维度、拟象性和语法化等与人类认知相关的范畴都成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使传统语用学研究发展到认知语用学研究阶段。
关联理论认知观念的主要依据是Fodor的认知理论。Fodor认为,人脑由一个中心系统(central system)和各司其职的单元(module)组成。各个不同的单元根据其不同的自身特点吸收不同类的外界刺激信号(stimulus),然后把这些信息输入中心系统,变成“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由中心系统进行处理(Fodor,1983)。根据这种理论,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言交际(linguistic communication)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由负责接受语言刺激信号的单元接收外界语言信号,然后把它们传输到中心系统,由中心系统进行运算和破译。由此看来,语言的交际过程理应是个推理过程而不是编码,解码过程。(Sperber & Wilson,1986)正是由于这种认知论的理论背景,Sperber和Wilson认为对语言交际的研究应着眼于根据信号所进行的推理、运算过程。
关联理论是一个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也不以准则为标准,而是基于下面的观点:
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1)交际双方的“互明”(manifestness);2)最佳认知模式——关联性。要确定交际者的暗含意义(implicature),受体(audience)就要寻找话语(utterance)和语境(context)之间的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也就是找到对方话语周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暗含,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的成功。语境效果好,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小,关联性就强;语境效果差,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关联性就弱。(赵彦春,1999)
关联理论的中心原则是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最佳关联原则中有关省力的定理(least effort principle)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新发现。人类行为学家Zipf在其《人类行为和省力原则》(1949)一书中曾经指出,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省力原则。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试图以最少的耗费去获得最佳效果。一旦付出了较多的气力,人类便会要求更大的效果。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中的第二条:在同等的条件下,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Wilson & Sperber,1986),显然与Zipf的省力原则有相同之处。
格特(Ernst August Gutt)在1991年出版的《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st)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其理论渊源来自Dan Sperber与H. P. Grice根据对语用学相关原则的研究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关联论。(林克难,1993)
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把翻译看作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格特对翻译过程中斟酌(evaluation)与决策(decision)两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进行研究,认为译者在面对许许多多可供选择的翻译对等物(translation equivalents)究竟选定哪一个,需要考虑众多的因素,需要经历一个极其复杂的斟酌与决策的过程。(林克难,1993)他主张用关联论研究翻译,因为“关联论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从行为(behaviour)的角度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中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在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text)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
格特还对话语的语境(context)进行了解释,认为语境是“用以解释该话语的一系列前提。”“语境是个心理结构,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assumption)的一个分集。”“因此,在关联论中,语境并不指话语交际双方外部环境的某一个部分,如某话语(discourse)前后的语段(text),环境情况,文化因素等等,而是指交际双方“关于世界的假设的一部分”,即“认知环境”。于是,“欲使交际成功,关健的问题便是听者如何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可以利用的全部假设里面设法选出切合实际的,言者试图传达的那些假设”。(林克难,1993)
关联理论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给各类翻译活动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不会自相矛盾,使得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在这个框架内都可以消除。因为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特殊形式的交际,也遵循着交际的一般规则,译文正是依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进行取舍:译者从原交际者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最佳关联性,再把这种关联性传递给受体。大多数情况下,译文和原谅只是在相关方面等同(equivalent in relevant respects)(Gutt,1991),当然,在保证交际成功的前提下,译文就尽可能向原文靠近,使话语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使译文和原文最大程度地契合。(赵彦春,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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