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3)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4)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于仁)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第(1)条其内容之重点在于“克己复礼”四字。毕竟，在整部《论语》当中，“克己复礼为仁”是最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一番解释，也是最合乎现代语言学规范的一种定义。“克己复礼”从意涵上可分解为“克己”与“复礼”两个环节，“克己”是自我约束，求于内，“复礼”乃使自我的言行合乎“礼”，施于外。内外合一，即“克己复礼为仁”。进一步讲，“仁”是“礼”的内在本质，“礼”则是“仁”的外在呈现，也就是说，“仁”主要指向人内在的道德情感，而外在的规范、调节则诉诸于“礼”。第(2)条的内容十分简洁，逻辑关系也更为清晰，就此条文字看，“仁”与“礼”、“乐”之间的关系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根”与“果”、“叶”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逻辑上，“仁”乃“礼”、“乐”得以落实的必然条件，换言之，无“仁”，则“礼”、“乐”无从谈起。第(3)条所论之“恭”、“慎”、“勇”、“直”，既是作为全德之“仁”的具体内容，也是“仁”之意涵的一种扩充，那么，如何才能使它们不违于“仁”呢?这就需要“礼”作为中介来加以疏导、制衡，以“礼”为挈，也就免去了“劳”、“葸”、“乱”、“绞”之祸端与麻烦。第(4)条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乃出自《诗经·卫风·硕人》，形容女子妆容之美好。所谓“绘事后素”，意为先有白底、然后作画。此章讲的是子夏通过与老师的对谈，由“绘事后素”一例悟到“礼后于仁”的道理。所谓“礼后于仁”，即是说仁在心中，礼的好处自然能够显现，倘若心中无仁，礼数再周全，也只是徒有其表，而惟有外在的礼乐教化与内在的道德情感相一致，方可称得上“君子之道”。以上4条皆从不同的价值侧面印证了“仁”内“礼”外这一伦理范式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可见，较之“礼”、“义”、“智”、“圣”，“仁”在意涵上更贴近儒家精神之根本，由此，便可说“仁”在价值上高于诸德目，若从“仁礼合一”的角度而言，则“仁内礼外”无疑，“仁”在逻辑上也要先于“礼”而存在。

　　四.由“形而上”至“形而下”的诠释维度

　　就整个《论语》的文本而言，孔子极少抽象地界定“仁”，而是基于不同场景、不同对象，具体地讨论“仁”的内涵。据统计，“仁”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109次，仅孔门弟子问“仁”与孔子答“仁”就有8处之多。如下所示：

　　(1)(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3)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4)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5)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6)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7)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8)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以上8条文字，充分证明了笔者的判断，即《论语》中孔子论“仁”，其意涵是具有多重性的，且各个层面的意涵也相对确定、彼此关联、互相印证。但话说回来，孔门弟子数次问“仁”，而孔子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也会带来另一困惑：如何从若干具体的阐述中推导出关于“仁”的普遍性定义?对此，倪梁康认为，“孔子的‘仁’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机遇性的表达’，不像‘三角形’、‘椅子’、‘蓝天’那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是像‘我’、‘这里’、‘那时’这些表达一样，不给出进一步的语境就无法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它在孔子那里几乎己经相当于既是形容词又是名词的‘善’，只是在具体的语境中才显露它的实际内涵”，因此倪梁康认为，孔子的思想当中缺失一种普遍性的诉求。康中乾的看法与倪梁康类似，他认为“孔子的‘仁’仅具有知性意义上的规定性，并没有理性意义上的规定性”。在孔子所论之“仁”是否缺少普遍性诉求的问题上，张祥龙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孔子之仁依语境而得成其意，其中亦可有‘一以贯之’的超个别的深彻理解;即便没有‘定义’或‘定解’，也可以有在语境中被构成和再构成的原义和通解。情况正是如此，不然孟子如何跟得上孔子，尊孔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如何有自己的身份和传统”?相较之下，便不难发现：张的说法要更合乎情理，而倪、康的说法皆有割裂体用之嫌，孔子所论之“仁”作为一种价值诉求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具有内在规定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孔子论“仁”，其意义绝不止于此，其核心之意旨也不在于此。

　　先秦的语言文字向来有词约义丰之特征，就《论语》而言，但凡论及“仁”，总是基于某一问题域，要么由人伦关系、群己关系深入下去，要么就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延展开来。《论语·里仁》说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认为，一个人的才性修养，除了个人的修行，还与所处之环境、所结之友人有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时间久了，益处就会显现。《论语·雍也》则说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为何会给予颜回如此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颜回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不仅对孔子“仁”的思想有深入之理解，还将“仁”之准则附着于日常生活当中，可见，所谓“三月不违仁”，绝不只是奉于心底，还要行于生活之绵长细微处。这便充分说明：孔子论“仁”，并不止于价值观念之层面，除了教化人们的思想，其更希望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状态。此处且举4例加以说明：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3)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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