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亲亲”与“己”之逻辑维度

　　诚如上文所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华文化史上长期占据中流砥柱之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伦理结构，尤其是以血缘宗亲为本位的“亲亲”之“仁”，可谓十分切近华夏民族的情感生命。《论语·学而》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那么，“孝悌”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仁的逻辑原点呢?且看《论语》中关于“亲亲”、“孝悌”之义的3条论述：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3)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第(1)条乃孔子和弟子宰我围绕服丧之礼所展开的一番讨论。在孔子看来，一个婴孩从呱呱落地开始，到能够立于人世、独立行走，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其间，无不仰仗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呵护，现如今，父母薨逝，子女为其守丧三年，尽之以孝、报之以恩、寄之以情、还之以爱，完全合乎情理。宰我不明此理，自然算不得仁人君子。如果说第(1)条的道理还隐含于事例之中，那么第(2)条则开宗明义地指出“孝悌”为“仁”之本这一本质。有学者认为，与其说“孝悌”为“仁”之本，还不如说“孝悌”为“人”之本，这种理解当然也有考证之依据，那就是在古文字学上，“仁”乃“人”字之派生，原因有二：第一，就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字来看，“人”字出现的频次极高，而“仁”字却极为罕见;第二，金文当中有多处“人”字旁边添加两横或两捺的写法，此乃书写者出于审美意义上的考虑对古文字所作之改造，亦有可能是“仁”字产生的主要缘由。然而，如果将“仁”作“人”解，也就等于将“仁”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名词或概念来理解，而《论语》中的“仁”并不都是如此。据统计，《论语》中的“仁”作形容词用而所占之比重最大，约91.30%，而其他词性的比重少之甚少，分别是名词4.35%、动词4.35%。事实上，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人”主要是作名词讲，古汉语中有部分名词活用作动词的表述，但“人”字作形容词的用法几乎为零。因此，但凡《论语》当中所出现的形容词意义上的“仁”，基本不可化约为“人”来理解。然此处的“孝悌”为“仁”之本的“仁”乃名词属性，是否可作“孝悌”为“人”之本来理解呢?就意涵上看，这种理解是成立的，逻辑上也更为合理。儒家的伦理结构是“推而广之”，即《孟子》所论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亲亲”、“孝悌”之爱是“仁”之起点，而“人”乃“仁”之主体，“仁”反过来又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说“孝悌”为“仁”之本，即是说“孝悌”是“人”之本，也就是说，在“孝悌为仁之本”这条文字上将“仁”作“人”解，完全合乎情理。第(3)条再次提到“孝悌”之义，然而其重心已经转移到个人的德性养成以及“行”与“学”的关系问题之中，也就是说，以此条来讨论“孝悌”与“仁”的关系，基本上难以切近“仁”的实质。

　　基于以上分析，则大致可以确定：“孝悌为仁之本”与“仁为人之本”的内在互动，使得孔子的“仁”学在逻辑上更为自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在于，“仁”的价值何以从“亲亲”、“孝悌”推延到“民”与“物”的层面?对此，杨庆中认为，孔子仁学的“逻辑起点是宗法等级中的血缘情爱——‘孝悌’，逻辑的展开是推己及人的‘爱人’，逻辑的准则是既能彰显血缘情爱，又能照应宗法等级的‘礼’，逻辑的最终结果是通过对‘己’的体知和修练，达到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完美境界”。显然，要想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做一番相对周全的解释，就必然要引入“己”之主体性环节，否则便难以直接将“亲亲”与“仁民”、“爱物”相勾连。正因如此，诸多学者在考察“仁”的内涵与外延时，也将“己”的主体性领域置于其中，如李振纲认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孝悌为本，为仁由己，构成‘仁’的四重内涵”。葛荣晋则认为，“如果把‘爱人’看成孔子对‘仁’的本质内涵规定的话，那么在‘仁’的外延上，孔子在《论语》中内在地蕴含有‘自爱’、‘亲亲’、‘仁民’、‘爱物’四个层次”。那么，“己”这一主体性领域要如何被妥当地安置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伦理关系当中?“己”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之中又该居于何种之地位?对此，张美宏认为，“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由“知己”到“知人”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如果立足于“己”而“知人”、行“仁”，岂不是无形中消解了“亲亲”一环的伦理意义?没有“亲亲”作为依托的“己”，要如何在古代的传统社会真实地呈现其情感生命?显然，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同心圆式结构在价值伦理的层面上是自足的，这种德性上的自足，充分表现为“己”与“亲亲”之关系。儒家并不将“己”看作单一的原子，而是将之安置于“亲亲”的伦理序列之中，使之以血缘宗族成员的身份存在，因此，“己”在儒家的伦理结构中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群体的一员。这一点也可以在《论语》的文本中得到印证，以下2条就集中讨论了“己”的问题：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