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图中，横轴代表人才数量，纵轴代表社会支付工资。DD线是人才社会需求曲线，SS是供给曲线。由于永利铔厂人才特殊的“资源禀赋”，使其供给弹性极为缺乏，所以供给曲线较需求曲线更陡峭。在民国时期，我国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因此社会工资水平也相应较低。因此，社会对铔厂人才所能支付的工资，宜设于纵轴较低位置W1点上，此时对应的人才需求量为Q3，供给量为Q1，需求大于供给，出现了“短缺”，该量为OQ3-OQ1即Q1Q3，形成了当时的供需状况。那么，再做一假设：如果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水平很高，能支付给此类人才较高的工资即在W2点上;此时，供需曲线相交于C点 (均衡点)，供需量达到了平衡即Q2点，形成了供需相等的“理想状态”;而就在此状态下,人才供给量也仅从OQ1 增加到0Q2，增量极少为Q1Q2。由此可见，铔厂人才的社会供给量是相当“稀缺”的。诚然，上述假设几不能成立。因为人才供需相等的“理想状态”，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都无法完全实现，而对于经济孱弱的中华民国来讲更为“遥不可及”。所以，永利铔厂能拥有众多的社会“稀缺”性资源——人才，极为不易。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些人才的全力奉献，才使得铔厂能为民国工业之翘楚。

　　拥有人才，更重视人才。在建设南京永利铔厂时，曾建有包括室内实验、设计、资料等部门设备齐全的试验大楼。落成后，范旭东为纪念侯德榜的卓越贡献就特命此楼为“致本楼”(致本是侯德榜的名字)。同时，永利企业还注重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如选派出国学习、搞设计、参加技术服务等等，“仅1938年至1948年十年间，由永利派出国留学、进修和工作的就有二三十人之多”,而且这些人才“在建国后全国各条化工战线上大显身手，其中担任工厂总工程师的就有数十人，担任院、所、厂、司、局长的有八九人”[[29]] 。李烛尘、侯德榜在建国后更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3. 承担“成本” 实业救国

　　早在1759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如果动机是利己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30]](p.31)。作为永利企业 “当家人”的范旭东，如果创办企业仅是为自身求得利润，亦无可非议。但在企业创办之初,范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一是不利用公司钱财谋私利;二是不利用公司地位图私益;三是不利用公司时间办私事。[[31]]在几十年的创业中,他身体力行。范旭东的生活非常简朴，“不染烟酒，不事赌博，对于纳妾蓄婢，更所禁绝，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力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其为人者，胥能道之”[[32]]。他的薪俸所得，除必要生活开支，大多捐给了黄海化学研究社;甚至在他逝后，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致使其两个女儿赴美之学费都无法筹措,家中生计困窘。

　　用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原理分析范旭东的行为，能引致深思。我们“做决定具有机会成本，因为在一个稀缺的世界中选择一个东西意味着放弃其他的一些东西。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被错过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33]](p.101)。南京永利铔厂的创始人范旭东选择了艰苦创业、不谋私利、奉献所得、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放弃了满足现状、安逸享受、铺张奢侈、财产丰厚的生活。为选择所放弃的就是他的“机会成本”。这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无法做到的。即使其中一些人怀有“实业救国”的思想，但对于范旭东“不谋私利、奉献所得”的超然境界，亦是望尘莫及。为了“实业救国”，范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

　　而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侯德榜博士毅然拒绝了美国纽约州制革厂的高薪聘请，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坚拒了英商所办唐山开滦煤矿公司的高薪挽留，都是被范旭东的爱国事业心、个人品德所打动, 甘愿追随他艰苦创业。这些高级技术人才，是民国社会极为“稀缺”的资源。如果他们选择了外企，不但可获得高薪与稳定工作，而且可以规避与范旭东一起创业失败的风险。然而，侯德榜等人却选择了薪酬远低于外企的永利公司，追随于范旭东，承担风险、艰苦创业，一起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他们亦承担了较大的“机会成本”：高薪收入、富足生活、稳定工作的个人利益。

　　一般而论，范旭东等人为理想而承担的“机会成本”，对于常人来说也许代价过大。但如果从“激励因素”[[34]](p.236)的视角来探究，就可窥其缘由：首先，国家孱弱、外敌侵辱之现状，使“实业救国”的抱负对范旭东们起着“激励”作用，让其感到在此道路上才能实现自身的“成就感”，从而愿意承担高昂的“机会成本”;其次，范不谋私利、奉献所得的品质，也对侯等人产生了“激励”作用，使其愿意与之艰苦创业，而放弃自身的高收益。可见，“激励因素”在影响个体决策时，至关重要。它能让社会的“经济人”[[35]](p.17)，成为经济的“社会人”。

　　三、余论

　　“永利铔厂自创办起至解放，克服了无数困难，对工业建设尽了最大的贡献，值得钦佩。当设厂之初，资金并不充裕，其一部份设备，在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下完成了这么一个近代化的工厂，是很不容易的。不但此，永利厂建设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厂的成立，而在于一种工程之能彻底了解，进而求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与独立，其有裨益于国家民族，真是无法评价的。”[[36]]铔厂的创建与发展，不仅为我国民族资本企业树立了榜样，更使当时中国的化工事业为国际所关注。

　　南京永利铔厂的创始人范旭东，是一位在新旧时代交替、帝国主义入侵情势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为了国家振兴、民族强盛而奔走呐喊的政治家。在永利团体中，侯德榜、李烛尘、孙学悟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与范旭东一起，以“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目标为己任，用实绩创建、发展了当时被国内外称为 “远东第一”的永利铔厂。民国时期，南京永利铔厂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增强了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信心与勇气，更为今后我国化学工业之路做了无可比拟的奠基。不啻如此，笔者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永利铔厂之生存发展，实希望此领域今后能被积极拓展，走向繁荣与深化。

　　参考文献： [1] 学术史的相关回顾(按发表时间顺序罗列)：金安：《永利铔厂概况》，《化学世界》1951年第4期;陈竞生：《试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发展技术的经验》，《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张能远：《南京永利铔厂的建厂和发展》，参见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南京文史集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陈济民：《南京范旭东创建永利铔厂》，参见《金陵掌故》，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胡迅雷：《中国工业巨子——范旭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李运华：《谈爱国实业家范旭东的创业思想》，《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陈歆文：《永利——化工人才的摇篮》，《纯碱工业》1996年第2期;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李德芳：《范旭东与永利化学工业公司(1917-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金劲、金人海等：《中国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化学教育》1999年第5期;冯寿英：《南京近代民营化学工业发展历程》，参见俞明主编：《下关开埠与南京百年》，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徐立刚：《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前身为永利铔厂)》，《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12期;邸彦莉：《范旭东与“永久黄“工业团体》，《历史教学》2005年第4期;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师俊山、张鸿敏：《范旭东传：化学工业的先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冯元琦：《中国第一代化肥70周年(上)、(下)——记永利铵厂“红三角”牌化肥在南京诞生和发展》，《中国农资》2008年第1期、第2期等。 [[2]] 张能远.南京永利铔厂的建厂和发展[C].南京文史集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3]] 张能远.同[2]. [[4]] 冯元琦.中国第一代化肥70周年(上)——记永利铵厂“红三角”牌化肥在南京诞生和发展[J].中国农资,2008(1). [[5]] 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6]] 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7]] 冯元琦.同[4]. [[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9]] 冯元琦.中国第一代化肥70周年(下)——记永利铵厂“红三角”牌化肥在南京诞生和发展[J].中国农资,2008(2). [[10]] 金劲、金人海等.中国化工实业家——范旭东[J].化学教育,1999(5). [[11]] 陈歆文. 同[5]. [[12]] 师俊山,张鸿敏.范旭东传:化学工业的先驱[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3]] 师俊山,张鸿敏.同[12]. [[14]] 师俊山,张鸿敏.同[12]. [[15]] 陈济民.《金陵掌故》[M].南京出版社,1989. [[16]] 冯元琦. 同[9]. [[17]] 冯寿英.南京近代民营化学工业发展历程[C].下关开埠与南京百年，方志出版社,1999. [[18]] 徐立刚.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前身为永利铔厂)[J].档案与建设,2002(12). [[19]] 范旭东.本团体信条[J].海王,1934(1). [[20]] 李运华.谈爱国实业家范旭东的创业思想[J].南开学报,1994(5). [[21]] 陈竞生.试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发展技术的经验[J].天津社会科学,1982(4). [[22]]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萧琛等译.经济学(第十六版)[M].华夏出版社,1998. [[23]] 陈歆文.永利——化工人才的摇篮[J].纯碱工业，1996(2). [[24]] 师俊山,张鸿敏.同[12]. [[25]] 李德芳.范旭东与永利化学工业公司(1917-1937) [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1). [[26]] 需求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对应于某一商品的各种价格，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参见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在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之下，人才既属于需求概念中的商品，同时又属于供给概念中的生产者。 [[27]] 稀缺是指这样一个状态：相对于需求，物品总是有限的。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萧琛主译.经济学(第十七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28]] 供给弹性是指价格、工资、利率、技术进步等因素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程度，通常用Es表示。如果供给量几乎不受价格、工资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其供给就缺乏弹性，即Es<1。参见曾福生,龙方.西方经济学[M].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29]] 陈歆文. 同[23]. [[30]] (英)Martin Cohen,王华丹,徐敏译.亚当·斯密与国富论[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31]] 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5). [[32]] 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J].科学, 1946(28). [[33]]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萧琛等译.同[22]. [[34]] 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一个因素为保健因素，另一个因素为激励因素。激励因素，表现为工作的性质、实际的责任、个人成长和获得认可的机会以及成就感等。它能使能使人真正满意，对人产生激励作用。参见张智光.管理学原理[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5]] 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他认为“经济人”，在企业中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报酬。参见张智光.管理学原理[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6]] 金安.永利铔厂概况[J].化学世界,1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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