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与“社会”，常常被我们解读为“效率”与“公平”，经济危机时代，我们更容易关注经济数据的好坏，但是，走出危机的过程同样也是修复受损的社会体系的过程。

　　一、经济的创新与社会的变革

　　经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引擎，社会和谐则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回顾以往，无论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还是今天的虚拟经济最初都是经济制度的创新，但似乎总是会走向反面。摆脱人身束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曾经因其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谐而被赋予“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牧歌般的美妙图景。但是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集中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农民起义，乃至于朝代更替，再一次被迫调整，休养生息，而后再次陷入集中、兼并、危机、冲突与变革的轮回。

　　随着工业经济的到来，生产方式的进步，财富迅速大量地积聚。马克思却说：当初工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太多而贫困。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压低成本，特别是最容易直接操作的人工成本。当年的所谓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图斯甚至抛出丧失良心的“钢铁工资法则”——即工人只能得到可以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他们的收入如果多了，那他们就会立即减少劳动，或者不断地繁殖后代，直到工人的人数增多出现竞争，又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所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的结果，是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不断恶化的生活状况，劳资矛盾的尖锐冲突。欧洲各国工人开始抗争，并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工人组织。法国1865——1875年发生罢工196次，1882——1887年758次，1890年一年就发生了313次，1849年英国矿工成立了维护自己共同利益的组织——工会。(1)社会现实迫使工业化国家不得不研究并调整其劳工政策。社会改良主义者意识到既然劳动关系的矛盾是绝对的，那么以何种方式解决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以合作代替对抗，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程序化、制度化解决劳动关系矛盾的理性声音日渐强烈。187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会法，1875年颁布《企业主和工人法》。1904年新西兰出现集体合同法的雏形。

　　但是，社会的变革并非只是劳动者单方面推进的过程，毁灭性的打击恰恰是趋利避害的资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资本以强大的本能运转，拼命扩大再生产的结果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贫民根本无力温饱，更遑论消费大量的剩余产品，这成为导致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大危机时代先任美国商务部长，后任总统的胡佛，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他在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生产成果;------那边是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2)就如同一个金字塔，底座垮了，整个金字塔也会崩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主义的良知》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是一块充满不平等的土地，后来财富让大部分人雨露均沾，中产阶级形成，这并非随经济成熟自然而然出现，而是政府强力介入的结果，这就是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三大政策，包括以一、对富人大举加税;二、支持工会力量大幅扩张;三、借战时的薪资控制大幅缩小薪资差距。约翰.加尔布雷斯也把工会视为矫正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需要的“反制力量。此后三十年的接近均富的富余福利社会，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向”橄榄型”，几近于克鲁格曼心中的光荣年代。

　　时过境迁，然而历史进程却迂回曲折，百年不遇的危机戛然而止。作为引发此次危机的虚拟经济本来是作为金融创新的大胆尝试——将预期收益决定价格，把时间纳入再分配的伟大变革。预期收益抵押可以以未来作为抵押，在生产过程之外实现资源配置，它与实现资本社会化的股份制一道构成大众经济的基本内容。但是，最终却沦为少数“精英“掠夺大众财富的金融手段，大众经济与少数的精英控制形成一种悖论。自从美国政府开始注巨资救助金融业以来，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一直遭人诟病。AIG公司3月15日决定向公司部分高管支付2008年奖金1.65亿美元，其中最高的一位拿到640万美元。纽约州总检察长科莫说：“这些奖金给予的那些人，所在部门业务造成严重损失，几乎让AIG垮掉。在这个让企业跪倒在地，让纳税人被迫施援的部门，还制造了73个百万富翁。”追逐利润的嗜血的资本的本质，如果不加以限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温家宝在出访欧洲于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传统“自由经济理论”教科书所谓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慢慢出现渗透效应的“下流社会”，最终使所有人都受益的图画，正遭遇社会现实的批判。

　　当公司倒闭、企业裁员，经济数据恶化时，我们急需灵丹妙药。国内也把曾经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奉为上宾。别忘了他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是，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发动一场新的“新政”。人类已经进入大众经济时代，依然采取精英统治的方法，必然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大众经济时代只有更加开放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那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中共的新的执政方针，可谓与时俱进。而工会作为劳动关系双方一方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改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平方面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正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是发展的新起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构建和谐社会有了很大进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万亿人们币，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用了5年时间，德国则用了15年，日本用了11年。

　　其次是发展的关键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1、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低水平：尽管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这种水平是低水平、不平衡的。08年人均GDP瑞典48950美元、荷兰45880美元、美国46280美元、英国42430美元、日本41480美元。2、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职工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分配不公、分配制度不合理、职工收入偏低、行业差距过大，仍是当前劳动关系矛盾中的主要问题。2007年，北京地区的调查发现，工资增长出现“平均数不是大多数，大多数不够平均数”的现象，70%的职工工资达不到平均数。这导致我国内需长期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66.9%，出口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恶性竞争、压低劳动成本现象严重。2006年欧盟终裁决定，从06年10月7日起，欧盟正式对原产于我国的皮鞋征收为期两年、税率16.5%的反倾销税。而且期满后又继续延长期限。“反倾销税”将价格拉平，某种意义上就是成本拉平，可以说，中国工人的权益多一分，“反倾销税”的税率就少一分，为何我们中国企业“宁与洋人，不予工人”，抑或是即便征收“反倾销税”也未必拉平企业对职工的欠账，还是有利可图?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拉动内需成为当务之急。但是，长期的“强资本、弱劳力”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廉价化”而导致的内需不足，短期内难以扭转。12月2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在统计局官方网站解读中国的消费统计时透露，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3、经济发展了，但二次分配调节利益矛盾的社会政策力度不足：发达国家无论税收高低，其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中国正相反，只占25%，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劳动关系矛盾延伸为社会矛盾的原因，反过来也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水平低，是内需提振困难的重要原因。所以不难理解克鲁格曼的药方，对于质疑者认为平等化政策会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工会的权益保障将会带来失业和阻碍生产提升的论点，他认为这是经济学教科书的误导。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