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一下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的基本逻辑：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和人类走上文明之路后，劳动都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不断地改造自然界，但是人类要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反对把精神与物质、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第二是必须不断变革社会制度，最终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自觉地控制调节物质生产，这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当代意蕴——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央高层领导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20由此我们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征程。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发出的“生态警告”对于我们顺利前行又具有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恩格斯是在劳动的基础上阐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化解问题的。一般来说，“劳动” 包括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全部实践活动，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劳动”(或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来进行，必须在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和张力之中来实现。

　　尽管人们对当前所谓之“信息时代”“后工业文明”能否构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是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几个阶段基本上成为大家的共识。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比起在工业文明阶段要亲近、友好得多。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一谈起生态文明，就马上缅怀起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以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回到前工业化、前现代化去。[5]41-42在西方学界，自利奥波德发表《大地伦理》(1949)以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就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和美丽”奉为金科玉律，大发浪漫主义感伤，一味地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归罪于工业文明，强烈地要求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国内学界。另外，有些人将中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具有生态智慧的思想过度发挥，富有诗意地渲染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宁静和谐，大有厚古薄今之意。

　　其实，工业文明之前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基本和谐，乃是因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人与自然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冲突。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和谐，一种人类发展的低级状态，一种让人不愿为之又无奈为之的屈辱状态。相反，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的全部成果。它是一种高水平的和谐，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高级状态。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表面上似乎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回归，实际上是在更高基础——工业文明以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之上的回归，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的调控，也是人类尊严和伟大的自我确证。从国情看，我国尚未实现基本现代化，物质基础比较薄弱，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想方设法地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如果由于生态危机就不要经济增长，甚至倒退到蛮荒时代，那只能是因噎废食。所以，我们必须在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途径，拒绝搞脱离发展的“绿色乌托邦”。当然，我们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不等于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6]15

　　其次，恩格斯主张人类发挥“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独特能力，以此避免改造自然的盲目性。言下之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生态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完全可以把“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理解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其合理应用。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视现有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地审视科学技术的性质及社会功能，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型。

　　时至今日，学界对科学技术是“天使”还是“恶魔”的争论已经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笔者不想多谈科学技术作为“双刃剑”表现何在，而是想探究科学技术何以成为“双刃剑”。这当然有人的动机和社会机制的原因，但科学技术本身的不完善也难辞其咎。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之统一的角度看，人类最终是能够掌握自然规律的，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曲折的、长期的过程。恩格斯就认为，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劳动却依然发现自然界始终是一个必然的王国。所以作为探索自然规律之阶段性成果的科学技术不可能永远都没有错。这种错误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没有顾及生态系统、造成环境破坏。一些科学家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发起抵制行动。1988年，近一百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干扰和破坏生态的科技活动，并呼吁科学技术的“绿化”。 [5]67-68(陈学明. 生态文明论. [M]. 重庆出版社. 2008年版。第67-68页)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科学技术“绿化”或“生态化”?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一种做法是让科学技术“降级”，削弱其“锋芒”。如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用“中间技术”代替大型化生产的建议。所谓“中间技术”是指介于初级与高级、原始与现代之间的技术，它的设备和规模小，消耗资源少，对环境的危害轻，有利于调动人们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暂且不管“中间技术”是否符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就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点而言，“中间技术”能否大规模普及尚成问题。[7]另一种做法是让科学技术“升级”，增强其“良性”。就是发挥科学技术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人类福利赖以增长的生态基础的职能，实现生态原理向科技领域的全面渗透。如面向环境问题对传统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研究加以改造，构建综合类大学科——环境科学;研发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如生物遗传技术)，以代替资源环境依赖型的传统技术;对现有产业进行科学设计和优化组合，实行循环经济(如生态工业园)等。当前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即必须限期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形成较大规模的循环经济，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总之，我们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