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社工作指导上看，报社公私合营以后中南宣传部直接指导《大刚报》社工作，遇有重要会议或指示，中南宣传部都通知陆天虹参加，《长江日报》编委会遇到重要活动，也通知《大刚报》参加。熊复和陈楚同志还来报社作报告，帮助《大刚报》工作人员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中共市委常委会的每周例会都通知陆天虹列席，从未间断，形成了制度，在会上随时对报纸给与指示。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报社的汇报，并就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定，宣传部长李尔重同志每月都要听取报社汇报。市委发通知动员干部当报纸的通讯员为报纸写稿，各级组织对待《大刚报》的记者要视同党报记者一样，政府各部门要为报纸发文件、材料，通知记者参加会议，提供情况。市委领导亲自动手为报社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32]这就能保证报纸的宣传和党的意图“完全合拍”。 [1] 新闻出版处工作报告 武汉文教接管部一个月工作初步总结报告(1949.6.17)GM5-1-105 P13湖北省档案馆第13页。 [2]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88年。 [3]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88年。 [4] 1940年1月19日完成《新民主主义论》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等概念，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5页。毛泽东本人所着力构建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列宁-斯大林过渡时期理论完全不同，实际代表了走向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两条道路的探索。笔者注。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09页。 [6] 如《中共中央对处理帝国主义通讯社电讯办法的规定》(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同意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中宣部转发华东局关于加强宣传工作中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宣部关于克服新闻工作系统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坚持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等。 [7] 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我作为职工方面的首席代表，同元老方面的首席代表严问天，双方都以正式咨文的形式相互表述观点并致意对策。” [8] 选举刘人熙等17人为董事，田仁孝等7人为监事，刘人熙仍任社长，严问天任副社长兼评论委员会总主笔，由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介绍来工作的张若达任总编辑，欧阳柏、黄邦和、曾卓任副总编辑。 [9] 大刚报公私合营合同，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10] 当时币制尚未改革，后改革为人民币一元换旧币一万元。 [11]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19页。 [12] 李尔重为董事长，董事有：易吉光、李伯刚、杜子才、李彬、文祥、张雪涛、刘人熙、严问天、黄邦和、曾卓、陆天虹、武止戈、杨坤潮、吴成美十五位。监事以夏石农为监事会主席，监事有宋泽、周杰、项钟屿、杨国斌。董事会聘请刘人熙、严问天、黄邦和、曾卓、陆天虹、杜子才、孙士祥、刘实、凌莎、易吉光、黄礼、黄铁、申子谦、宋泽为编委。为体现“全党办报”，多数编委吸收为报社以外的宣传处长、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宣传部长，如：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杜子才科长，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组李彬，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实、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凌莎，实际作用不大，不久将编委成员紧缩为李尔重、陆天虹、曾卓、严问天、黄邦和、朱文尧、尹慧珉、杨坤潮、戴易山等。刘人熙、严问天为正副社长，严问天兼总编辑，陆天虹、曾卓、黄邦和为副总编辑。报社同时建立党组，李尔重任书记，陆天虹为副书记。 [13]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16页。 [14] 信阳以后社长毛健吾决定《大刚报》继续办下去，“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从此报纸就是大家共同事业，凡是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再苦也决不怨悔”。 [15]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87页。 [16] 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8日。“解放后尽管全体工作人员十分努力辛苦，发行量却不断下降，最低降到几千份，经费十分短缺，购买新闻纸、发工资十分困难，要向银行借债，向报贩收零售费才能凑工资。发到每人手上的有时是一大捆零头票子，仍然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社长刘人熙还是和解放前一样，把办公室设在经理部，成天忙着张罗办报经费。” [17] 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18] 中宣部关于城市报纸应注意的问题给中原局宣传部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14页。 [19] 武汉解放后，大刚报社内部党组织没有公开，中共武汉市委建设街道支部，以联营书店、大刚报社两单位党员成立交通路支部，支部书记马仲扬。支部工作的重点是社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积极建党，为公开组织作准备。 [20]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新闻干部缺乏问题复华中局电(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3页。 [21] 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我原在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1950年8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尔重同志找我谈话，市委决定派我代表党和公方去《大刚报》工作。我说对这个工作很陌生，恐怕做不好。尔重同志说你先考虑一下。过了两天，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对我说，你不要犹豫了，你还是到报社去，而且要快点去。这样我就没有犹豫的余地了。我又到了尔重同志家里，尔重同志进一步谈了对《大刚报》改造的任务，首先要依靠党支部，团结老新闻工作者，从抓好当前宣传报道入手，加强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方针的学习，逐步改造，改变面貌。并要我向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学习，市委当然会加强领导的。” [22] 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23]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57页。 [24]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46页。 [25] 邵荃麟及其夫人葛琴在大刚报社工作过，1948年底武汉解放前夕，报社上层领导人公推欧阳柏去香港向邵荃麟请示大刚报怎么办的问题，邵荃麟的指示“坚持据点，以待解放，开展工作”，对报社上层人士的迎接解放具有很大作用。 [26] 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14日。“我通过私交关系与当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通信，探询报纸如何办及其前途，范长江同志的复信对报社的前途走向影响也很大。” [27]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新闻干部缺乏问题复华中局电(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3页。 [28] 公私合营以后李尔重为董事长，编委会成员为李尔重、陆天虹、曾卓、严问天、黄邦和、朱文尧、尹慧珉、杨坤潮。戴易山等，刘人熙、严问天为正副社长，严问天兼总编，陆天虹、曾卓、黄邦和为副总编辑。李尔重任党组书记，陆天虹为党组副书记。 [29]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20页。 [30] 王淮冰、黄邦和主编：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22页。 [31] 改组后，由李尔重任社长，陆天虹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曾卓任副社长，严问天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黄邦和任副总编辑。 [32] 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撰写社论或修改报社送审的社论最多的是李尔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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