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口《大刚报》合作社式的性质促其成为公私合营的先行者的内部原因，私营资本的形式特殊，内部组织的隶属关系松散。

　　1949年12月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知规定武汉有两个代表名额，其中一名指定要《大刚报》派人参加。《大刚报》派严问天出席，在会上入选主席团，《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闻总署负责人范长江宣称“《大刚报》是唯一的一家合作社性质的民间报纸。”[13]《大刚报》确实和国内其他私营报纸有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其他私营报纸多为民族资本或民族资本借助某种政治势力所办，《大刚报》完全属于合作性质的同人报，所投入的不是资金，而是报社同人的苦力。[14]这种同人报共同从事一项“合作社式的事业，事先既没有谁投过分文资，事后更没有谁分过红，报社经常连吃饭都成问题，也不能有什么分红”[15]。但是在这种合作社中仍有领导层和被领导层之间的合作问题，代表大刚报社领导层利益的老股东，汉口《大刚报》时期以刘人熙等为代表，他们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只是比较长期参与领导报社工作，成为汉口《大刚报》主要负责人。维持报社正常运转的办报资金通过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产生，至武汉解放报纸发行量一直维持在8000份，且报纸每版均刊登广告。[16]

　　在武汉解放后三天，大刚报社即成立了职工联谊会，代表报社基层群众的利益，称为劳方组织;大刚报社的元老们代表领导层的利益，称为资方组织。这些老股东谁也没有投过一分钱，谁也没拿过一张股票，谁也没分过一分红利，划分为劳资双方的标准是：在报社工作时间长短。还有两条标准一是享受了从南京《大刚报》股份分出来的资产;二是掌握着平价米和加拿大进口的评价纸的分配。[17]这个领导层自己无资金，又想办受读者欢迎的报，只能依靠基层青年知识分子，领导层与被领导层的合作关系的前提是办好报纸，这和私营报纸中老板和员工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不同，也和官报中上层和下层官僚等级关系不同，而是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

　　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合作社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合经营，入股方式是技术投资，在所有制性质上仍和其他私营工商业一样，同属私营资本，只是资本的形式有所不同，内部的组织隶属关系更为松散。

　　合作社形式的私营报纸《大刚报》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在武汉解放后面临微妙的变化。代表大刚报社领导层利益的老股东认为，大刚报理应长期存在，党和政府应当拿出大量资金，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大刚报倾向进步的中间路线得到党的尊重的体现，也是从汉口大刚报创刊起就同董必武、邵荃麟、范长江保持联系的结果。而从大刚报社一部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看来，报社应当完全接管过来，并且彻底改造，如同武汉军管会接管武汉日报社，出版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中共湖北省委接管新湖北日报和华中日报，出版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或者据它曾与国民党cc系有过的关系而彻底查封。前者代表了某些右倾偏向：小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行动，亦应作适当的而不是夸大的无保留的宣传，不应占主要地位，但亦不应毫无地位”[18];后者则又表现出“左”倾偏向。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武汉市委宣传部指示大刚报社内部还未公开的党组织支部[19]要“站高一点，看远一点”，第一步先实行公私合营。

　　三、华中局因新闻干部缺乏的问题影响华中机关报和武汉市委机关报同时刊发，武汉市委对汉口《大刚报》全面的私营公助实质已然改变其私营报纸的所有制性质。

　　“新闻干部现在全国各地均感不敷，华北与东北现在很难再行抽调，且华中除已由东北、中原各抽调一个班子外，平、津两地亦各已抽调一个班子，加上其他骨干，力量已不太弱。为解决目前的新闻干部问题计，华中局与武汉市委不必办两个报，只在华中机关报增设班长的本埠版由市委编辑或只负责领导审查，甚至暂时不另出半张而只辟一版。不要勉强出两种报，结果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内容大部重复，且造成彼此间在编辑上和营业商不应有的竞争。” [20]基于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酝酿通过适当的途径，将《大刚报》改造成为党报。[21]这种内定的远景规划与实际的全面公助，都加速汉口《大刚报》完成公私合营的进度。

　　从物质条件扶持上看，《大刚报》社在武汉解放后的最初12个月，报纸过去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版面大大减少，发行急剧下降至2000份。报社物质条件薄弱，设备陈旧落后，只有对开平板机，没有自动铸字机和卷筒机。财力薄弱，入不敷出，无力购买新闻纸，发不出职工工资，连职工的伙食也难以维持。办公用房低矮简陋，拥挤不堪，工作人员的居住条件极差，“集体宿舍像沙丁鱼一样并列着木板床” [22]。从1949年6月到12月，政府通过人民银行给大刚报社贷款24000万元，以解决资金周转困难购买新闻纸张。中南局宣传部无偿调拨来一部轮转机，提高印刷速度和质量。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意图，报纸发行工作深入到工厂、商店、机关、学校，销数扩大许多陡升至20000份。[23]政府帮助报社扩大房屋，将交通路的房屋留作经理部和职工宿舍，另选江汉路120号作为编辑部地址。“报社一切经费的支出和所需的新闻纸张，全部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付和供给。当时尚未公开的中共《大刚报》支部负起编辑出版的全部责任。汉口《大刚报》从此真正成为一张人民的报纸了。”[24]《大刚报》报社依靠党和政府的帮助才得以维持和发展，以银行贷款形式的经济扶助(24000万元)最终直接作为公股(20000万元)投入到报社的产权结构当中，同时，拨付和供给给报社的房产和机器等不动资产却划为报社私股，报社的经营性质和所有制性质实质上已然转变为公私合营。

　　从组织关系隶属上看，在武汉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大刚报就保持以下几条线的联系关系：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通过文教组负责人郭治澄与报社领导层曾卓、杨坤潮的联系;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鄂豫区党委城工部分别在大刚报社内建立有个别关系，共同形成一个地下网;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文委书记邵荃麟与大刚报社领导层之间的业务指导与影响[25];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与大刚报社领导层黄邦和的保持私交关系通信[26]。基于原有的地下党员干部的努力，报社在武汉解放后团结了一批进步的编辑记者和工人。在军管会期间市委又陆续调进一些党员干部，但从数量上，报社党员干部仍较少。公私合营以后报社内部的决策机构为编委会，最初的编委会成员因为有非党员编委，因此成立中共《大刚报》党组。“对于各城市原有报纸中的进步分子及有能力经验而力求进步的分子应放手利用，但勿轻易放在负责地位，而应在工作中予以教育及考察，然后逐步量才提拔。”[27]因此报社内部仍以原有的领导人员为核心，[28]只是加强了中共党组对报社的组织领导。陆天虹就是中共武汉市委派在《大刚报》进行具体领导的代表。[29]从1951年10月起，中共武汉市委根据《大刚报》公私合营后的学习改造情况，内定将其由公私合营改建为完全的党报。[30]为了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力量，改组领导班子，[31]陆天虹成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成为报社领导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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