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新一轮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巨大浪潮冲击，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所有门类，都遇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和历史性的挑战。记录和传承人类历史、思想、文化、知识、创造、发明的出版业，也处在这个大变革的前沿，进入了数字出版的时代。在世纪之交，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先后研究了大学生与互联网、新闻出版与互联网、电子出版与数字出版等一些问题。由此发现，这是一次颠覆性的革命，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唯一可取的态度是积极发展、充分利用、科学规范、造福人类。于是，我在领导制定“十一五”新闻出版规划时，就把数字出版列入了重点内容，经过论证确定了9个国家数字出版的重点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一批数字出版高新技术园区，以后发优势追赶世界科学技术的革命。

    陈洁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我的指导下读博士学位的，可以说是我国数字出版领域相关理论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她的学术活动当时在内地、港澳台的学术会议上备受关注，崭露头角。后来凭着她刻苦钻研的劲头、坚定执着的学术理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一直奋斗了十几年，已成浙江大学有影响的学者。

    中国数字出版发展的势头很猛，10多年都是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据2016年统计，数字出版年收入已达4500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一位。而且，随着数字出版产品的丰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手机阅读用户攀上10亿级的水平，数字出版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从目前的情况看，主要是产业快速发展和理论指导的滞后形成突出的矛盾，亟须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

    数字出版亟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数字出版产业政策体系；二是数字出版流程构建和融合发展；三是数字出版商业模式问题；四是数字出版的专业技术创新问题。应该说陈洁的研究正是数字出版的前沿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说，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产业、产品的生产经营，都有特定的商业模式，以确保生产目的实现和市场价值的回报，前者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后者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在有些物质产品的生产经营中二者是统一的，而在精神产品生产经营中二者有时是分离的，二者统一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互联网出版，常常有背离现象，点击率、收益率高的内容产品有时往往是负能量的甚至是文化垃圾，而正能量、主旋律的产品却是亏本的经营，难以为继。这就带来了数字出版商业模式设计和实际构建上的难点，也就是不能套用一般的商业模式。正因为如此，陈洁在研究这一课题方面，应用多学科的知识，不仅分析了内容生产、信息传播、出版链条、阅读方式变革等数字出版特定的重要环节，也联系文化特性、外在环境、市场规则、商业服务等与数字出版有紧密联系的问题，在多个维度上考察数字出版模式的结构和体系，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表达逻辑。

    从实践方面讲，在这一课题研究过程中，正值我国数字出版快速发展，实践催生了许多新的东西。她先后考察了中外许多数字出版企业，调查了许多的案例，获得了对内容创造、加工制作、推送平台、盈利方式的新认识，了解了数字出版机构、渠道平台运作和数字出版基地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因而才提出了数字出版产业结构、数字出版商业要素、数字出版盈利模式等核心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产业融合、终端重视、模式重构、版权管理、业态创新、管理引导等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无疑会引起企业、市场、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对深化理论和指导实践都有现实意义。

    实践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对数字出版而言，这是人类新近创造的新事物，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深入展开，许多实践又因技术而向前跨越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数字出版研究中来，亲近它、深入它、研究它、发展它，使我们在传统出版发展中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在当今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上再创辉煌，引领世界文化传播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