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残暴的封建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中国人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对内要完成民主革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对外要实现国家的富强抵御外来侵略。形成了各种各样基于民族自强的救亡图存方案,其中“教育救国”就是其中重要的思潮之一。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潮流,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教育救国”;教育;蔡元培
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内部涣散,外部侵蚀”,近代有识之士、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探索救国方略,而“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救国方案之一,并在近代形成一股规模宏大的潮流。近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教育领域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传统封建的教育方式处于快速解体阶段,而近代化、现代化的教育事业却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加上政治动荡不安、战争不断,政府没有经费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还被置于破败不堪的境地。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有识之士,企图在民族危亡的中国,通过投身于教育事业中,把自己的教育行动与对社会的改造、促进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
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最开始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提出了“自强、求富”,维新派提出了“君主立宪”主张以及“戊戌变法”,以及后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无一不是希望在受到内外压迫的旧中国寻求一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些救国方案即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来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也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后世中国的发展、政局的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而“教育救国”思想也是其中重要的救国方案之一,与中国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是相一致的。
“教育救国”思想发端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魏源的思想为“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启蒙作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教育救国”思想伴随着知识份子的觉醒而逐渐产生和丰富起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救国”思想开始日臻发展成熟起来,内容更加丰富、主张更加完善,“教育救国”的实践也在各地践行着。“教育救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是当今中国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一,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谓的“教育救国”,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达到普及西方式现代教育的目的,以此为基础来提高全体民众的素养而达到救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教育救国还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如以教育而实现自强求富、进而挽救国运等方面的内涵。近代主张“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列强的欺凌和国内严重的政治动荡,将新型教育看做是救国救民的无上法宝。教育救国思想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人对国内外形势普遍失望和不满,急于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出路,开始思考社会改造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由于各种西方现代理论、思潮涌入中国,知识份子阶层的自我觉醒。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范文澜、鲁迅、梁漱溟、张伯苓、肖楚女、叶圣陶、丰子恺、徐特立等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主张“教育救国”,虽然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和道路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即通过教育来拯救内外交困的中国。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为近代化、现代化的新式教育制度奠定基础。蔡元培还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教科书运营方针转变的重要实践者、倡导者。他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致力于将教科书的编写、发行、运用规范化、普及化,他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当时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科学化的转变,将教科书真正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提出首先“职教救国”主张,他认为“谓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惟一之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晏阳初,中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的先行者,怀揣教育救国梦,不断推进平民教育的发展。晏阳初将毕生的愿望融入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探讨晏阳初以教育救国为核心的教育实践,对当今我国民众教育的开展有重要启发,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建设学习型社会、凝聚民族正能量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教育救国”思想,完成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现代教育的历史任务。他的影响也开始超出了教育事业的范畴,开始影响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今天,我们回顾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教育救国”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方法。其次,“教育救国”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是近代知识分子爱国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他们企图通过自己在教育行业的努力,改变中国民族危亡的局面。虽然单独发展教育是不能实现救国的,但是救国绝不能离开教育。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内,由于“教育救国论”事实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显得有些理想化。但是,总体而言“教育救国论”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也符合当时世界发展潮流,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建立民主共和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最后,从开始魏源提出“师夷制夷”的思想,对“教育救国论” 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时期,通过“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和实践,对当时的中国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推进了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发展,最终初步形成了新式学校教育系统。到民国初年,“教育救国论”更加成熟,基本完成了改变传统教育的历史任务,其内涵也逐渐超越了国家概念、超越政党主义和教会派别,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复兴大计。至今,“教育救国论”的某些合理理念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玉伦.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J].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
2.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