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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齐白石在与胡佩衡等人论画时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对白石老人这则画论的阐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形似与神似、主观与客观、有法与无法之间的关系谈谈粗浅的理解，以及它对当下高中国画教学的启示。
形似与神似的关系
这则画论中的“似”，是指形似（形象像），“不似”是指神似（精神像）；那么，“似”与“不似”的关系就成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
而形似与神似，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一般认为形似是神似的基础，神似是形似的灵魂，要求以“形”写“神”，且颇有重神轻形的倾向。如苏轼有两句论画名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离形得神等论点。当然，也有形神并重，颇能阐发二者辨证关系的论述，如笪重光的“真境逼而神境生”等观点。关于形、神内部构成成分及其关系，李泽厚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有精辟的阐述（见其《美学论集》之《“意境”杂谈》及《以“形”写“神”》）。
白石翁指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仍是要求形神兼备，不能脱离客观物象基本的形似，但又不能死于形似，而要由形似上升至神似。因为，绘画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已不再是现实生活里纯粹的某一原本客观物象，而是经过了艺术家的提炼、概括，蕴含了某类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的“神”，所谓的“艺术真实”），成为审美意象。这里的“太似”，指的正是拘泥于生活表面的“真实”；所谓“不似”，指的是歪曲生活的“虚假”。“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要求的恰恰是要艺术家不能局限于生活局部的真实，不要机械抄录生活琐事细节，而要高瞻远瞩地把握生活的趋势，洞幽烛微地开掘生活的底蕴，通过个别、独特的审美意象，展示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参见《美学基本原理》2002年8月上海人民第三版）。这样，就能通过绘画艺术作品的有限意境（意象的组合——意象群）展现出生活的无限神韵，才能极大地拓宽作品的审美空间。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形似”，要求不能脱离客观物象的基本形象；“神似”，要求抓住客观物象的内在本质特征。这，都属于客观方面。然而，正如板桥先生所言，“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画面里的审美意象，已然浸染了艺术家的情趣、理思、鲜明的艺术个性、旺盛的生命力、深沉的生活感悟及人生体验，客观物象已经“人化”——人情化，这样，才能鲜活地站立起画面背后的作者那个人。这是主观方面。主客观两方面水乳交融，物我为一，密不可分，却又以“神”统“形”，“神”为主宰。如此，作品才会气韵生动，才有象外之致、味外之旨，才会韵味悠远，令人回味不尽，从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其实，这里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及主体投射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把客观世界与思维主体对立起来，不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正如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自然界并不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是转化为人的内部存在。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即是说，世界内在于人而存在，人的心灵中内涵着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这种主客统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合一）的主体思维方式，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界具有人的特点（参见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2008年1月复旦第二版）。
有法与无法的关系
要想以“形”写“神”，做到“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就离不开“法”，即技巧。绘画，是技术性很强的一门艺术，技法的扎实训练必不可少；而技法，也只有在反复临摹经典作品、不断写生的过程中求其“形似”，才能掌握；只有掌握了纯熟的国画技法，才能在绘画过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才能实现从有法到无法的飞跃，真正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也才能够做到以“形”写“神”，离形得似，遗貌取神。
对当下高中国画教学的启示

1. 夯实基础，狠抓基本功训练，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国画技法，才能谈得上“似与不似”。
2. 强调学生内心微妙的感受感觉，无论是临摹还是写生，都应如此。范曾，真不愧是国画大师，他率众弟子在黄山写生，就告诫说，先别急着画，而要先静心感受，那连绵青翠的群峰，那缭绕氤氲的云雾．．．．．．
3. 多读书，增强文化素养。严羽在《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
4. 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学诗如此，学画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