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死亡为题材的中西悼亡诗在意境、内容、入诗(抒情、想象)方式、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迥然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也涉及很多方面。本文着重在诗人表达的意境和情感上考察了中西悼亡诗的差异，并试图从文化渊源角度(儒家和宗教思想的冲突)对这种差异做出诠释。

　　挽歌诗，也叫作哀诗，源于亲友丧葬和祭奠时所唱的歌曲。在中国，挽歌诗通常被称为悼亡诗，自《诗经》起以“抚存悼亡，感今怀昔”为题材的诗歌就层出不穷。挽歌诗也是西方特别是欧美文学的重要题材和体裁之一，频繁出现在西方文学里。然中西悼亡诗却存在着较大差异，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愈演愈烈，所以比较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诗人表达的意境和情感上分析中西悼亡诗的差异，并从文化渊源角度对中西悼亡诗的差异做出诠释。

　　一、中西悼亡诗的差异分析

　　西方的挽歌诗固然是为掉念死者而作，但其大多数在创作风格上已发生流变。它们往往并不着重抒发对于死者的追念之情，甚至没有具体的哀悼对象，而是把重心放在对死亡本身的理解与感知上。如19世纪美国诗人迪金森的自挽诗《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把死描绘成通往永恒的旅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那一天，我初步猜出∕马头，朝向永恒……”这种伴随死神时坦荡超脱、积极细腻的人生态度，是极具代表性的西方文化心理特征之一。惠特曼的长诗《当紫丁香最近开满庭院的时候》则充满了对死亡热情洋溢的讴歌与呼唤：“来吧，可爱的、予人以慰藉的死，∕为了爱，最甜美的爱∕更赞美，加倍地赞美，∕那凉气袭人的死神缠绕不放的双臂。”这是一首哀悼林肯总统的挽诗。诗人在心情无比沉痛后情绪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他认为，林肯和千千万万士兵的死，换来了一个国家的新生，及其伟大梦想的实现。诗人认为死亡带来了慰藉、知识、生机与欢乐，以至诗人最终大声发出对死亡的礼赞。

　　如果说西方挽歌诗人通过冥想死后不同寻常的意义以求得自身超脱的话，中国悼亡诗人在创作时则着力描绘亡人生前的情景与场景，以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如潘岳在《悼亡诗》中所写,“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当诗人亲眼目睹妻子生前所用之物、夫妻曾经共历之所，难免不回忆当初、并由此慨叹今日苍凉孤寂的处境。再如崔珏和白居易分别在《哭李商隐》和《哭微之》的诗句——“虚负凌云万丈志，一生襟抱为曾开”，“文章卓茔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中国人在处理亲情方面的传统心理特征，即非常注重血浓于水的纽带关系，夫妻情深乃天伦之乐，朋友之谊即患难生死。

　　在中西悼亡诗作品中，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致亡妻》堪称典型代表。这两首诗虽然题材相同，但差异鲜明。在《江城子》中，诗人写自己与妻子生死相隔茫茫十载，相距漫漫千里，欲见不能，欲诉不行，直抒死别的哀痛。后一首诗是弥尔顿为其第一个妻子玛丽而作。玛丽因感染产褥热而死。对于信奉天主教的妇女来说，死与产褥期，即意味着她的身体已遭受了玷污，灵魂难以进入圣洁的天堂之门。因而此诗主要表达作者祈求亡妻灵魂得救成为圣徒的愿望，而这在诗人的梦境中得到了实现，诗人因此也感到莫大释怀。

　　尽管这两首诗都是描写梦中见到亡妻，但前者意境悲凉凄楚，哀婉动人，体现了中国传统悼亡诗的哀怨格调;后一首虽然也深情流露，但怜而不哀，沉浸在一种恬静超凡的宗教氛围之中。这两首诗也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西方悼亡诗的迥然差异。

　　中国悼亡诗人在创作时对于亡故的配偶或亲人，多表现出睹物伤神、忧郁寂寞之意。这说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命肉体的存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而在西方诗人的心目中，作为一切终结者的死亡，其实并没有任何可畏之处。相反，它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因为死亡亘古不变，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而且人们也无法在行走世间的时候获得关于它的真实感受。

　　二、从文化渊源角度剖析中西悼亡诗差异的产生

　　正如同类种子在不同的土壤气候条件下会结出色泽、滋味相异的花朵和果实一样，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会造就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产品。而造成中西悼亡诗创作意境迥然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宗教思想冲突的结果。

　　1.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中国诗人认为“人死犹如灯灭”、“人死不能复生”，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人死意味着永远失去、无可弥补。因此，中国诗人对待死亡的情感是悲伤、凄楚的，很少表达出死而有知、彼世亦有乐土的思想;而读者亦只能沉浸在诗人巨大的悲痛和深切的哀悼中。事实上，不少中国诗歌都充斥着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忧伤情绪。孔夫子曾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伤，也未曾从死者本身角度考虑过人离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情况发生;曹操曾“对酒当歌”，慨叹“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感叹并非偶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灵魂的观念是十分模糊和淡漠的。即使普遍为人们所知的佛教生命轮回观，也还是轮回到凡世之上。因此,一旦诗人固有的“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忧伤情绪产生并遭遇不幸，就会表现得异常悲观、绝望和伤痛。

　　2.以宗教思想为主导的西方文化

　　西方挽歌诗内容风格特征的形成是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分不开的。西方诗人由于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大多相信人死后将升入天堂，短暂的生命将上升到永恒的新生，肉体原罪将被洗净，圣洁的灵魂将透出高贵。因而他们对生离死别抱着从容超脱的姿态，认为死亡与生存之间有连续性，拥有灵魂不与肉体同归于尽的想法。悲怆固然会有，但更多的是神圣庄严，因为死亡毕竟是上帝的召唤，是一名教徒摆脱尘俗走向真正的归宿，而且在未来的某一刻，大家终将在天国里再度相逢。空间上的阻隔对灵魂的契合毫无意义，诀别对从容超脱的爱情亦毫无影响。因此,在西方悼亡诗中，尽管诗人对逝者的感情同样真挚深厚，但全诗的感情基调却是哀而不伤，悲中有慰，在悲伤的同时，流露着一种安慰、一份宁静，一线希望。

　　综上所述，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宗教思想的巨大差异，使得中西悼亡诗在感情意境上表现出黯然伤怀、悲痛欲绝和乐天知命、悲中有望的区别。中国悼亡诗人敢于直面现实的悲哀，西方挽歌诗人则极力逃避现实的不幸;中国人以生命为重，西方人以死亡为美;中国文化通过表现内心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剧烈冲突来宣泄难以压抑的忧郁情绪，而西方人则充分发展自己的宗教观和自然观，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化解伤感，显得极为乐天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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