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的《题西林壁》语言浅显但寓意深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代表作之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也揭示了非常深刻的哲理。笔者试图从二者之间找到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希望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关键词：意识形态;个体;历史—社会;社会情境

　　一

　　《题西林壁》是作者游庐山后的总结，它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

　　察问题应该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也就是说，视角或位置的不同，或横看或侧看，或远看或近看，即使同一主体对同一事物的看法、观点也会有所不同，或成岭或成峰，或高或低，各不相同，主体所处的位置、所采用的视角会影响和制约着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结果。

　　二

　　而这一观点，其实是贯穿着《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整篇文章的。

　　(一)个体的特殊性与意识形态。曼海姆在第一章指出“当代思想困境”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社会层次的流动”。为什么“社会层次的流动”会导致“思想困境”呢?因为不同社会层次(位置)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或思维方式，使得同一头脑中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维方式，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同一头脑中的碰撞，于是产生了问题，导致了“思想困境”。

　　(二)“历史-社会”位置与意识形态。从曼海姆对五种政治理论：官僚保守主义、历史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法西斯主义以及四种乌托邦思想：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论背后都具有特定历史—社会情境的利益群体。也就是说，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其所属的“历史—社会”位置有密切关系的。

　　(三)社会情境与意识形态。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情境决定论”更是深刻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所谓的“社会情境论”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由思想家个人或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决定的。因为思想家生活在社会中，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他在创立思想理论时，其所在群体、社会地位、民族传统、时代背景、生活经历等社会性因素都要影响和制约他的思想活动和成果。“一旦社会环境和它相对应的方面之间的基本关系得到可靠的确立，人们便只能致力于坦率地暴露由此而来的价值问题”。(曼海姆，2007：291)

　　曼海姆还具体指出了由于思想家的社会境况(社会位置)不同，他们在形成理论时角度即“观点”也不同的一些表现：第一，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如不同社会派别的思想家都使用“自由”这一概念，可是理解上却差异极大。第二，使用对立的概念。例如保守派思想家喜欢使用“民族精神”，而进步思想家则喜欢使用“时代精神”这概念。第三，没有使用某些概念。思想家在形成理论时，由于其社会境况的作用，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某些问题。第四，所用基本范畴的特点不同。如保守派使用的范畴常具有整体性，而激进派则往往具有分析性。第五，采用的思维模式不同。如当时进步势力的思想家喜欢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代表没落的地主、贵族等势力的思想家则喜欢诸如“人格型”的思维模式。第六，抽象水平不同。有的思想家其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停留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不再向前推进，曼海姆说这同思想家的社会立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1](p278-p282)因此，综上所述，可看出曼海姆认为思想、理论(知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并且不同的社会(存在)导致不同的思想、理论(知识)。这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社会境况决定论”。

　　三

　　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为什么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呢?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它给我们两方面的启迪：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曼海姆基本上也是赞同这两点的：

　　(一)曼海姆认为“在历史—社会知识的某些领域内，一个特定发现带有认识者所处地位的痕迹，这一点应被看作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1] (p302)他说，一个人在空间观看一物体，从特定的位置只能看到物体的某一侧面，不可能同时再现物体的全貌。因此，任何观察都带有角度和偏见，而这一角度和偏见又是由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同样，人生活在社会中，总是处于一定的位置之上，这种社会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社会角度和社会偏见，诸如民族偏见、时代偏见、阶级偏见、年龄偏见、性别偏见等等。但是，曼海姆指出不要那偏见等同于错误。他说“问题不在于试图掩藏这些视角或为之辩解，而在于调查为何在承认这些视角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取得知识与客观性。从空间物体可视的景象中，我们本质上只能取得一种视角限制的景象，这并非错误之缘。”[1] (p302)

　　(二)尽管曼海姆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而在于怎样可以通过把各种观点并列起来，把每一视角都看作是视角本身，由此获得新水平的客观性。”[1] (p302)但是，从他把知识社会学的担当者托付给“漂泊不定”“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便可以看出他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试图寻找一个受视角束缚相对较弱的群体来完成解决综合问题的任务。他说：“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一个相对不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被太牢固地安排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1] (p157-p158)

　　四

　　是什么导致了曼海姆陷入这种言行不一致或前后矛盾中呢?

　　是因为曼海姆一方面承认并揭示偏见的普遍存在——任何思想或知识都受思想家社会立场和社会境况的制约，那么，知识社会学本身也不应该赦免，但另一方面曼海姆却声称自己的知识社会学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性的分析，“不带党派偏见地分析实际存在的社会状况中的一切可能影响的因素。”[1] (p79)这就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凭什么他本人的理论就是“不偏不倚”的，不受思想意识的限制，提出的也不是歪曲了实在的见解呢?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人们不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而把它看作是绝对的，同时又把其对手的思想仅仅解释为他们所持有的社会观点的作用结果，那么，决定性的一步就还未迈出。”[1] (p78)只有承认所有群体(包括自己)的思想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才真正是运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如果人们不仅有勇气对对手的观点，而且还有勇气对所有的观点，包括其自己的观点进行意识形态分析，那他们就是在运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1] (p78)为了挽救“知识社会学的困境”，曼海姆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无所归依”“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上，但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否就能承担这个重任呢?是否真的就不受社会位置的束缚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目前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知识分子的走向?是否存在“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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